魏晋南北朝时期,篆、隶、草、楷、行各种书体,经过前代繁衍都已成熟,并各自形成体系。五体并行,相互影响,各具风格。在这基础上,孕育了钟繇、王羲之这样伟大的书法家,产生了一批不朽的杰作,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

魏

魏的大书法家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曾官至太傅,亦称“钟太傅”。他善各种书体,尤以楷书见长,被后代奉为“楷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其楷书笔法遒媚有力,结构朴茂,开创了由隶入楷的新貌。其真迹不见流传,历代法帖中传有以临本翻刻的《宣示表》、《力命表》(附图1)、《荐季直表》等,钟繇的书法成就与他的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他自述:“吾精思三十余载,行坐未尝忘此,常读他书未能终尽,惟学其字,每见万类,悉书象之。若止息一处,则画其地,周广数步;若在寝息,则画其被,皆为之穿”。这一经验之谈,道出了他学书的秘诀。

图1 钟繇《力命表》

晋代

晋代受传统和师承的影响很深,书风极盛。书写工具在这时也有了普遍的改进和提高,为这一时期众多的书法家发挥艺术才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加上书体具备,书家能各擅其长、各极其妙,促使晋代书坛形成光前裕后、繁花如锦的局面。但由于晋代禁止立碑,刻石不多,书法作品主要写在缣素纸张上。而缣素纸又难于长久保存,所以晋代的墨迹少有流传,只有陆机《平复帖》(附图2)留至今日,为传世最早的名家墨迹法帖,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时较著名的石刻有雄奇茂密的《广武将军碑》;浑厚古朴的《爨宝子碑》(附图3)等;还有新疆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残卷》,也饶有风趣。

晋代书法家代表首推王羲之。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右军将军,故人称“王右军”。他小时候就跟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来草书学张芝,楷书学钟繇,并从汉魏以来群众书法中汲取营养,博采众长,备精诸体,尤其是真、行、草。其楷书势巧形密;行书道媚劲健,纯出自然;草书浓纤折衷,推陈出新。对王羲之的书法,历来评价很高。梁武帝说他的书法“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唐太宗撰《王羲之赞论》称他“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美尽善”;后世尊他为“书圣”,并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二王”。他的代表作小楷有《乐毅论》、《黄庭经》等,草书有《十七帖》(附图4)、《远宦帖》等,行书有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以及《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等。

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献之,也是一位杰出的书家。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幼学于父,书传家风。但不为其父所囿,自成新貌,尤擅真、行、草。传世作品有小楷《洛神赋》、行草书《鸭头丸帖》、《中秋帖》等。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富有革新精神的晋代书法家,创造了一代丰神逸韵的新书风。所谓“唐诗晋字汉文章”反映了晋代书法以“韵胜”的时代特色,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图2 陆机《平复帖》

图3 《爨宝子碑》

图4 王羲之《十七帖》

南朝

南朝书法受“二王”书风影响很深,以流美为能,婉丽清媚、富有逸气,如宋羊欣,书法得王献之亲传,然不出“二王”窠臼，南朝因袭晋制,不准立碑,碑刻较少,但亦有流传。如宋《爨龙颜碑》，雄强茂美,略存隶意,后世把它与晋的《爨宝子碑》合称“二爨”;梁《瘗鹤铭》,用笔劲健,宽博舒展;还有齐《吴郡造维卫尊佛记》、陈《赵和造像记》等。

北朝

北朝沿袭自东汉以来的树碑之风,碑刻极为丰富,各种石刻有数千种之多,真是“隶、楷错变,无体不有”,体态风格,丰富多彩。北朝碑刻,人们笼统地称为“魏碑”(附图5)。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称赞魏碑有十大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如峻拔险劲的《张猛龙碑》,婉润疏朗的《张玄墓志》,气魄宏大的《泰山金刚经》等。北碑是中国书法的一座宝库,碑版传世甚多,以《龙门二十品》最负盛名。其中《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又合称为《龙门四品》;其书法方峻宕逸,为北魏造像记的代表作。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后世学习书法的人,都深知这一点,大都从北碑中探求隋唐以前楷书的结构和笔法。

尤其可贵的是,南北朝的碑刻书法杰作,大都出自民间无名氏之手。这说明当时的书法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继承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为形成唐代书法的鼎盛局面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