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宁四毋”看傅山-好字无忧

【导读】傅山，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在书法实践中特立独行，留下了一篇篇荡气回肠的书法作品，而且在书法理论上独树一帜，创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书法理论，其中“四宁四毋”的提出对后世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后人对于“四宁四毋”的理解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争鸣，进而产生了书法美学认识的重大分歧。究竟如何正确理解“四宁四毋”，笔者谈谈个人的一些感悟和浅见。

傅山画像

傅山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明清两个朝代等分了他的人生岁月，前39年生活于明朝，后39年“侨居”于满清，特定而坎坷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特殊的书法审美和意趣。

“四宁四毋”理论的提出

明代后期的书法风格基本可以归纳为两条发展脉络：一条是从明中期的吴门书家发展而来的董其昌一脉。董其昌近取米芾、赵孟頫，又博采晋唐前贤，把文人书法的和谐优雅、平正自然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上董其昌本人之地位修养，其书风在当时的士林书法中居主流地位，影响广泛而深远。

另一条脉络是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为代表的变革书风。这股变革书风以前所未有的纵横豪迈和酣畅淋漓，一扫前人的温文尔雅与甜美柔媚，成为明清之际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他们对“胆魄、力量、张扬个性”大加礼赞，表现出骇世惊俗的叛逆精神与创作追求。从整体上看，傅山书风的形成受王铎等人的影响较大，走了晚明变革书风一路。他对书法基本技法胸有成竹后，便抛开了对传统的依赖，转为完全出以“己意”的相对自由，树起了属于自己风骨的书坛大旗。

满清入关后，傅山成为先朝遗民。亡国的痛楚使他的人生价值观直接参与了对艺术审美观的改造，形成了强烈的“以人论书观”。他认为颜真卿舍生取义的正气与其雄强旷达的书风相契合，而晚明朝廷倡导的台阁体书风与士人们的亡国奴性相吻合，因此响亮提出了“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的宏论。他认为，人始终是书艺高下的决定因素，而其它技巧方面的因素则都是其次。由此，“重视人格、崇尚古朴、追求天然”便成为傅山书学的核心主张，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观点。

傅山《草书贺枫仲得孙》卷

四宁四毋”引发的“丑怪书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书法理论界广泛谈及“四宁四毋”，并催生了“以丑为美”的“丑派”书法，还把提出“四宁四毋”的傅山列为了“丑派”书法的祖师爷之一。当时大量书法论文对此加以申述，将“丑、拙、支离、直率”作为书法的标准甚至奉为引领书法发展的旗帜，将人们对“四宁四毋”的理解导于他途。

近年来仍有大量学者将傅山的“四宁四毋”与“丑书恶札”联系起来。一些学者认为：傅山提出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书学主张，从思想观念上动摇了传统帖学的惰性,开启了以对立冲突为特征的近代书法美学,引发了书法史上的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还有人表示：中国美与丑的辩证关系主要有三种重要的观念和倾向,即以美为主,化丑为美,以丑为美,其中“以丑为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审丑意识的极致。傅山得到了同代及后世文人的高度肯定,其文艺思想中的丑学观在诗文书画领域影响了大批后来者。

由此，傅山先生的“四宁四毋”成为一种被广泛释读的书法理论，而一些以“丑、拙、支离、直率”为特征的丑怪书风因为有了 “理论依据”而大行其道，将“审美”与“审丑”的视线搅扰到了一起。

傅山《草书孟浩然诗》卷局部

如何正确解读“四宁四毋”

“丑怪书风”究竟是不是傅山先生“四宁四毋”的本意呢？仔细品读傅山的作品大家会发现，他的作品并非以“丑、拙、支离、直率”为特征，相反却表现出“大美、精妙、畅健、雄浑”的高境。因此，笔者认为“丑”与“怪”并非傅山先生倡导的审美标准，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说。

认真审视傅山先生的原话：“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他使用的都是“宁-毋-”句式，而“宁”在汉语中表示的是一种不得已情境下的无奈选择，如“宁死不屈”,并不是表明此人希望“死”，而是必须在“死”与“屈”两种都不好的选项间作出抉择时，只好选择前者；再如“宁缺毋滥”一词中，在“缺”和“滥”两者间抉择时，愿意选择“缺”，而不愿意选择“滥”。最通俗的是国人皆知的一句话 “宁做屈死鬼，不做亡国奴”，我想，假使傅山先生活着，他不做亡国奴，但屈死鬼也不是他喜欢做的。由此分析，我们便能够真正进入傅山当时的语境，深切领会傅山先生所要表述的真意。

“拙”不好，“巧”也不好，二者相权，宁“拙”毋“巧”；“丑”不好，“媚”也不好，二者相权，宁“丑”毋“媚”；“支离”不好，“轻滑”也不好，二者相权，宁“支离”毋“轻滑”；“直率”不好，“安排”也不好，二者相权，宁“直率”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