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杨守敬等学者东瀛访书记事

清末民初这次东瀛访书，前后大致持续了50年，日本所藏汉籍，尤其是东西京一带的汉籍被我国学者翻捡得差不多了。这此大规模的的访书活动，对国内古籍版式本目录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丰富了汉学文化，也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这些远涉重洋，不辞劳苦的先辈学者，将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中国古籍东流日本，源远流长。早至公元6世纪，大量汉籍就流入日本列岛。藤原佐世(?—897)撰写的日本最早的汉籍书目《本朝见在书目录》，其著录隋唐时代的汉藉数量，相当于两唐志著录书籍的一半。由于扶桑气候宜人，少霉蚀之害，贵族、寺院严护有法。而汉籍故土却兵燹不断，书厄接踵，典籍损毁严重，以至许多珍本在国内已无处寻觅。

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慨叹：“徐福行时书末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严令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近代，一位中国学者“念欧阳公百篇尚存之语，颇有收罗佚之志”，于是东渡日本索求佚书，并获丰硕成果。这就是湖北大学者杨守敬。

杨守敬满腹学问，尤其精于版本目录学，但科考中却屡战屡胜。光绪六年，他第六次会试不中。这年春天，便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东渡扶桑，任公使随员。第二年，版本学家、也是藏书家的黎庶昌接任公使，杨守敬继履原职。公使随员，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吏职，杨守敬却借此良机，拼命访书搜书，做成了这样一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大好事。

此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际，西风东渐，“举国士大夫弃古书如敞屣”，这无疑是杨守敬寻访古书的天赐良机。他一有空就游览书肆，觅得不少珍本。访书间结识了不少日本学者，如岛田重礼等，后来又结识了一位叫森立之的医生，也是一位藏书家。森立之送给他一本自己所著的《经籍访古志》，此书收编日本60多家藏书处的汉籍善本654种，是当时最完善的日藏汉籍书目。杨守敬遂按目斥金购书。在日本逗留4年，得书万卷。他对所获图书，就书名、题跋、序目、行款、刊刻等作详细笔记。

这些笔记后整理分四部付印，即著名的《日本访书志》。该书共16卷，收书(不含佛经)226种，其中宋本37种，属海内孤本的有宋三山黄唐刻《尚书注疏》、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刻《李推官披沙集》、北宋天圣本《齐民要术》残稿、宋刻《史略》等。每书皆“略为考其原委”，就是解题。所以它是一部有解题的善本书目。

杨守敬还以森立之摹写古抄本书影为基础，广求摹写，积书影达20多册，以《留真谱》名刊行于世，此书共收书735种，成为版本鉴别的重要工具书。他还协助黎庶昌将中土未有之善本刻印成《古逸丛书》，共26种，200卷。

1888年，杨守敬携所购书船载而归，在湖北黄州筑邻苏园(意谓与苏东坡为邻，苏曾贬居黄州)以储。后又在武昌建观海楼储藏。这批藏书转运上海、北京，上世纪二十年代归故宫博物院，现大部分在台湾。

耐人寻味的是，在杨氏访书20年后，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的江南陆心源皕宋楼全部15万卷藏书悉被日本人购去，而操持此事的，恰恰是当年帮助杨守敬访书的岛田重礼之孙岛田翰。岛田翰后来写过一篇《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文章最后有这样一段话:“遵义黎莼斋(即黎庶昌)节我邦，与宜都杨星吾(即杨守敬)购求古本，一时为之都市一空。数穷必复，陆氏之书，虽缺其四库附存本、道藏及明季野乘，不无遗憾，而知今之所获，倍蓰于昔日所失也。”大有报一箭之仇的快感。此事发生后，国内舆论大哗，学者王仪通诗吟:“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悉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反映了国人心声。东瀛访书的势头更旺了。

董康，著名藏书家，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进士。董康喜藏书，和当年许多士大夫一样，公职之余是常逛厂肆的。董康曾七次到日本，居停间访书不辍，积累大量资料，这些资料集中反映在一本叫《书帕庸谭》的书中。董康在日期间还致力于小说话本的收集，《书舶庸谭》记有16种旧本小说，其中《封神演义》《岳飞演义》等小说的一些珍版在国内已无存。

与董康接踵而至日本访书的是张元济。张元济在经办商务印书馆的50年间，曾3次出访日本，他的访书活动主要在第3次，时间在1928年10月。这次去日本，他是以中华学艺社(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名誉社员名义，出席日本学者协会第四届大会。这次去日本，正值《四部丛刊》初编重刊，所以，他利用这次访日机会，广求孤本善籍，以弥补《四部丛刊》之不足。

日本方面对张元济访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比如，日方安排了到图书寮访书。图书寮设在宫内，是皇家图书馆，不允许外人进入。张元济被特许入内。宫内省大臣专奏昭和天皇，请他3天内不要来图书寮观书，以便张元济自由出入。

这次日本访书，用了12天时间参观了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是除日本“御物”之外，集藏汉籍最富的一文库，更让中国学者心仪的是，陆心源皕宋楼珍藏东渡后就庋藏于此。1905年前，张元济曾两次到湖州陆心源故宅，欲观藏书，均被陆心源后人婉言推辞，现在只得远涉重洋来了却心愿。从《张元济年谱》可见，这次访日3个月时间，他大部分时间花在遍访公私图书馆，白天选阅，晚上做笔记，并商借大量书影。回国后，以《辑印古书》出版，《四部丛刊》等丛书也得以更臻完善。

曾任鲁迅顶头上司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是位大藏书家，因得宋、元两部珍版《资治通鉴》，名其藏书楼为“双鉴楼”，晚年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又名之“藏园”。他生平藏书达到20余万卷，受杨守敬、董康、张元济影响，“知沧瀛咫尺，古籍多存，目想神游，卅年于兹矣”。

1929年秋，傅增湘挂职故宫图书馆长后，至日本作了一次访书畅游。他先到京都，后访东京、日光、箱根、叶山等地，与日本汉学家长泽、田中、狞野等相伴，先后观阅了宫内省图书竂、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内藤氏恭仁山庄、前田氏尊经阁及西京东福寺著古刹藏书。傅增湘虽在日本不足一个月，但他是手持张元济访日书札按图索骥，所以事半功倍，成绩颇丰。回来后，即着手整理笔记，定稿为《藏园东游别录》，共四卷。主要记录古写本、宋元善本，每条书目后详记版本、著者、版式，并加以考证。这些文稿在《国闻周报》上连续刊出，但没能集书出版。一直到1983年，才收入《藏园群书经眼录》。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这部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洋洋百万字，十九卷，五大册，定价才6.8元，前些天笔者见到琉璃厂还摆了几部，价并不高。现在还有谁会出这样的赔本书呢。不过，若干年后，眼下花里胡哨的书都将烟消云散，而这部目录书将会长久地有益于后人。

这个时期，最令中国学者惊喜的是在日本寻访到珍贵的中国古本小说。日本东京各图书馆庋藏不少精良的中国古本小说。一些孤本、足本，如元治刻本《全相评话五种》、明万历刊本《隋唐两朝志传》等，国内已无从寻找。又如藏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尚友堂原刊登39卷《二刻拍案惊奇》，国内仅有残存20余回的明末刊本。文求堂藏明王慎修刊物24回本《三遂平妖传》，国内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但书品不如文求堂藏本。

1931年，孙楷弟受北京图书馆委托，至东京调查日本公私图书馆收藏中国小说的情况。回来后，他把在日本搜集的约百种小说的资料，整理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全书6卷，分为“宋元”“明清”两部。共收录110部小说，每条书目都有题解，考证极详。这部书目后来收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还有一位学者叫王古鲁，趁在日本讲学的机会，拍摄了大量旧本小说。共计有7千多张照片。1947年，商务印书馆据照片排印了国内已佚的初刻冯梦龙《古今小说》，曾轰动一时。这些照片不但为研究中国古本小说提供了大量资料，也提供了重要信息，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40卷足本《拍案惊奇》，就是循着王古鲁发现的线索，在日本找到此书的珍本，经校勘而成的。所以此书的说明中特别提到:“王氏发现和介绍《拍案惊奇》方面的劳绩，仍是值得我们感激的。”

清末民初这次东瀛访书，前后大致持续了50年，日本所藏汉籍，尤其是东西京一带的汉籍被我国学者翻捡得差不多了。这此大规模的的访书活动，对国内古籍版式本目录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丰富了汉学文化，也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这些远涉重洋，不辞劳苦的先辈学者，将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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