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韵的最后一家

——关于王献之及其书艺的考察

题记：本文从《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中《王羲之与王献之》一文摘出关于王献之的部份，稍加编纂而成，所用图版亦是摘自该书。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以及他们创制的风格样式，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主流。无论后人怎么以“法”、“意”、“态”、“势”来概括和区分唐、宋、元、明、清朝书艺的时代特征，其风规依然是以魏晋风韵作底蕴，为归宿，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现象”。

魏晋时期，按历史学的划分，自魏文帝曹丕建国（220），至东晋恭帝逊位禅让（420），前后达二个世纪。其间，有文献可征的书法家，近二百人。真正能影响规约后世书风的大家，当推钟繇与王羲之。其他如擅长古文篆书的卫觊、邯郸淳，精通行书的胡昭，以题额榜书见称的韦诞、梁鹄，章草圣手的皇象，今草名家的卫，索靖，由于名迹罕有或者不传，虽然声望彪炳书史，对后世的书艺发展并没有实在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去其未远的东晋，因为钟王盖世，朝野争相效法，影响力已经十分微弱，至多只是强弩之末的余势，一线单传的孑遗而已。形势比人强，谁能奈何得了身后的世风和趋势。

就在钟王披靡东晋之际，意想不到的是王献之异军突起，咄咄逼人。在东晋末年至南朝宋、齐之际的一百年间，居然迅猛地形成了推迈钟王而独尊王献之的局面。这种局面，南朝梁陶宏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说得最为透彻具体：

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钟繇）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王献之作为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员，论行辈，他是殿军之位。论影响力，却远在众家之上，仅次于钟王。尽管梁武帝、唐太宗贬抑王献之，唐朝李嗣真却将王献之与钟繇、王羲之以“逸品”同列。王献之以他流美轻盈的书法，为“魏晋风韵”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这是最后的又是最新妍的一笔。

家世、经历及书法师承

王献之出身于东晋门阀士家的琅邪王氏。其先祖可追溯到周灵王太子晋。太子晋之子敬宗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于是以“王为姓氏”。秦末天下大乱，王氏迁至琅邪。西汉时，王吉这一支始家皋虞，后迁徙到临沂都乡南仕里。①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宗族强盛起来，不乏清谈名士、廊庙权要、书画奕棋高手，多出自王吉这一支脉。

王献之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字子敬。是王吉十一世孙，曾祖王正，祖王旷，父王羲之。他最幼，有六兄一姊。王献之信奉道教，“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关于他风充倜傥的故事很多，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载。例如：“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有一天，“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盗惊走。”②王献之不象乃父王羲之讷于言，但他寡言，言谈则不涉俗事。性格峻整，意趣不投和，或者门第相异的人，他绝不与之交往。还善写丹青，擅长书法，秉性作派修养，既合乎士族子弟的规范，又渗透着魏晋风度。所以，倍受王羲之的宠爱。东晋后期的名相谢安，当时正隐居会稽，王氏兄弟中，他最赏识的是王献之。

在东晋，尽管士族耻于俗务，出仕仍然是门阀士族子弟光宗耀祖的唯一门径，同时也是那个等级社会赋予的特权，琅邪王氏在东晋初年是炙手可热的权门，但在王献之出生之前，由于从祖王敦的叛逆，王导的逝世，王氏宗族在朝廷握有的权柄已经相继转移到庾氏、桓氏手中，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出仕，以他出身门阀和资格及其既有的威名，起家为州主簿，后为秘书郎、丞。王献之在仕途上的发展，却与谢安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谢安与王羲之是至交，谢、王二氏又是姻亲，太元元年（376），当谢安以中书监总揽朝政，便提携王献之为长史。长史位在三公辅佐，职任甚重，身千石。太元五年（380），谢安为卫将军、开府，复请献之为长史。次年，王献之外任吴兴太守，军号为建威将军。太元九年（384）三月，谢安为太保，未久，拔擢王献之任中书令，掌中枢机要（王献之病，代中书令一职的是献之族弟王珉，二人向来齐名，所以世称王献之为“太令”，王珉为“小令”）。

太元十一年（386），王献之去世，时年四十三。有一女，名神爱。无子，以兄子王静之为嗣。在他逝世十一年后的隆安元年（397）二月，王神新安公主所出爱立为安僖皇后。为此，追赠王献之待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法。所爱赠礼远远超过乃父王羲之了。

书法家的王献之，自幼便得到父亲王羲之的直接指导传授。他在书法方面的训练，据记载，七岁左右即永和六年（350）便开始。

王羲之擅长各体书，王献之也是如此，那么王献之基本技法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各种体势及其笔法的学习，都是在他父亲的亲授下完成的。在王献之学书阶段即十八岁以前（王羲之逝世那一年，献之正十八岁），王羲之以他遒劲雄逸的书法卓然自立，并已经成为时风所追随的宗师。在笔法私相传授视为珍秘的当时，王献之能得到父亲的教授，王羲之书艺的机枢旨趣，自当比常人有深刻得多的领悟，功力自然坚实，从而为他在父亲身后迅速地脱颖而出奠定了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基础。

王羲之的风格是在借鉴、超越张芝、钟繇的基础之上卓然自立的。钟张的书迹，在当时虽然已是凤毛麟触般的罕见，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师法前贤，借鉴钟张，转益多师，是王羲之自立的经历和经验，王羲之当然不会对王献之有什么保留。如此，王献之除了向父亲师承书世之外，钟张理应也是他师承的对象。

王献之书艺的评估

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书作，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王献之书作的鸠集，始于东晋末年的桓玄，桓玄败亡，尽毁。南朝宋、齐之际，羊欣、薄绍之皆嗣承王献之书法，刘宋内府所藏“二王”书共计一百二十七卷。⑤梁武帝虽然褒钟繇贬王献之，内府所藏“二王”书作达“七百六十七卷”，“凡一万五千纸”，⑥数量如此巨大，显然有临摹本、伪迹充斥其间。后来，一部分毁于江陵，一部分运达北周。幸存的这一部分，有的在隋炀帝南下江都途中随船沉没。留在东都的那一部分后来收纳于唐内府，其中，王献之书作微乎其微。唐朝初年大量购求王羲之书，又得“二千二百九十纸”，⑦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唐朝晚期成书的《法书要录》所录“大令书语”，仅有十七帖。北宋初年，刊刻《淳化阁帖》，标目王献之法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间（1119-1125），赖宋徽宗的雅好，内府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这已是登峰造极的数量了。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有的能见其书影而原件已不知下落。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下真迹一等而有余的刻本，给我们学习和考察王献之书艺留下了又一线希望。

在论叙评估王献之书艺成就之前，我们不妨先择取王献之的著名作品作一番初步的考察。

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作品主要有：《洛神赋》。小楷书，刻本。《廿九日帖》行书，摹本。《舍内帖》行书，摹本。《地黄汤帖》，行书，摹本。《鸭头丸帖》，行草书，摹本。《十二月帖》，行草，刻本。《中秋帖》，行草书，临本。《鹅群帖》，行草书，临本。《卫军帖》，行草书。《授衣帖》，行草书，刻本。《诸舍帖》草书。《岁尽帖》，行草书。

王献之传世的作品，不管是墨迹还是刻本，基本上不出楷书、行书、行草书、草书等体势。就文献的记载而言，他所擅长的书体并非仅此而已。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有王献之善飞白书的记载。《晋书》本传称“工草隶”。唐张怀《书断》记载得更为全面：

子敬隶（楷）、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

王献之的八分书、飞白书、章草书，我们已经无缘睹其风采。关于飞白书，王羲之曾经叹发过“子敬飞白大有意”的感慨。梁武帝评价王献之飞白书说：“顷见王献之书，白而不飞。”至于章草书，南朝宋明帝《文章志》中说：“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但是，宋明帝时的中书侍郎虞龠禾在《论书表》中则称赏道：王献之“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羲之）。”飞白书与章草书的风范，还能在文献中留下鸿爪之迹供人推想，而八分则杳然无迹，只能依据《书断》留下一个入能品的空泛印象。

王献之对后世产生重要的长远影响的作品，以书体论，主要是楷书和行草书。

他的楷书，唐张怀《书断》曰：

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

王献之的楷书作品，硕果仅存者乃小楷《洛神赋》。虽然仅余十三行，宋朝以来，是书家争相称颂效法的名作。宋董《广川书跋》说：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严整。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相比，一反遒紧缜之态，神化为劲直疏秀。这一风格特征，又与他行草书的规模吻合。

行草书是王献之书艺的建树所在。在王献之的心目中，行草书是自创风格的新体势。道理何在？唐张怀《书断》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

献之常（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文中所谓“藁”，张怀的解释是“藁亦草也，因草呼藁。”藁“行之间”的书体，即指行草书。在王献之看来，这种体势既能“穷伪略之理”，又能“极草纵之”，之而且与“往法固殊”。

那么，王献之提出的“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正是他创制自家风格的艺术纲领。“草纵之致”，是对张芝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特征而言，他洞察到气与势的贯通是书艺的精髓所在。“穷伪略之理”，伪者，不拘六书规范；略者，省并点画屈折。⑾既然是快速的一笔书，为着顺应笔势的流畅，势必省并点画，改易点画的形态和位置，当然要“破”六书的规范了。“草纵”和“伪略”裨上是章草衍化为今草的旨要。王献之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准确地把握到古人变法自新的机枢，无怪乎唐朝人说，张芝今草的一笔书，“唯子敬明其深指。”这也是他超越其父王羲之的所在。

是艺术家而非理论家的王献之，其书艺对后人之所以产生了开源决堤般的诱导力，过人之处在于：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于“藁行之间”的行草书创作中。这在书法体势上就可以区别于张芝一笔书的今草了。既取彼精华而异于彼。然而，王羲之所写的大量尺牍书作，也是行草书体，即用草书的笔法和字法作行书。王献之欲创制自家风格，也规避王羲之，所以，王献之又充分汲收张芝一笔书的草纵样式，以别于王羲之字字独立的行草书。于是，王献之驰骋艺术才能的天地便豁然展现出来。

代表着王献之行草书中独创风格的典型作品是《十二月帖》。此帖开笔的“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第四字便转为行草书，笔势连属。第二行共七字，前六字一笔贯通而下，优游疏爽。其后连多断少，形势宏逸。现在所能见到的《十二月帖》是刻本，笔画映带的细微变化，墨色泣燥的质感，已损失良多。如果是毫发毕见的墨迹本，草纵之致，宏逸之势当更显神骏。最得王献之笔法、笔意并发扬光大，卓然成为大家的米芾认为《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米芾从笔法的角度肯定了此帖的价值和成就。王献之书艺的魅力，不仅在于多所伪略，务求简易的外观体态上，其创意核心是笔法上的，而他的笔法，是外拓而不是内扌厌。外拓笔法是解散隶体以后产生的，是笔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南朝时，人们曾讨论过“古质今妍”的问题，裨上是个笔法上问题。魏晋书家，以“钟王”而论，王羲之的笔法比钟繇外拓，所以钟王之间呈现出威信之别；以“二王”而论，王献之的笔法又比王羲之外拓，所以二王之间又有古今之别。王献之的贡献不在于开创了外拓的笔法，追根溯源，这种笔法（古人在汉代简牍的草书中就已经运用着）而在于将这种笔法作了淋离尽致的发挥。并且超越了魏晋名家，达到那个时代的极致。笔法是直接作用于书法风格的，只有当运用这种笔法创制出新的格调，造出新的书法样式，才具有实在的意义。王献之运用外拓笔法创造的典型风格样式，是逸气纵横，优游神骏的行草新体，唐朝时，张怀在《书议》中的对他的新体作了高度概括的评价，他说：

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与王羲之相比，王献之“执行草之权”，风格“神俊”，他的书法流美、诡谲、谊逸，从而为魏晋风韵开拓出新的书法样式和境界。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并催其早熟。所以，王献之本人就是魏晋风韵最典型最集中的受益者。而他创制的书法形象出现于魏晋末年，则是魏晋时期书法风格样式嬗变过程中最后一次成功的推陈出亲。从而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刘涛）

注释：

①一九六五年一月出土于南京新民门外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记载王兴之籍贯为“琅耶（邪）临沂都乡南仁里”，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的王氏郡望正相合。王兴之，王献之从叔。

②《晋书》卷八O 《王献之传》。

③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晋书》卷八O 《王献之传》、唐张怀《书断》中均有记载。

④唐张怀《二王等书录》“（“”录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成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于江。”《晋书》卷八O 《王献之传》所记略异，曰：“桓玄雅爱其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未及投毁于江”。

⑤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

⑥唐张怀《二王等书录》

⑦唐张怀《二王等书录》

⑧清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帖记》。

⑨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汗书方太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此壁也。”

⑩唐张怀《书断》（上）“飞白”条。

⑾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见《沈尹默论书丛稿》第67页）。

东晋王献之《鄱阳归乡帖》拓本五种

《鄱阳归乡帖》释文本

《鄱阳归乡帖》宝晋斋本

《鄱阳归乡帖》故宫博物院藏本（局部）

《鄱阳归乡帖》淳化阁肃府本

《鄱阳归乡帖》神州社石印本

《鄱阳归乡帖》，8行，57字，行草书。入刻《淳化》(10)、《大观》、《宝贤堂》、《绛帖》、《玉烟堂》、《宝晋斋》。

释文：

鄱陽歸鄉，承脩東轉有理，吾賢畢欲事，必俟勝歡慰于懷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飢饉，仰惟年支都乏絕，不謂乖又至於此耶。吾腳尚未差，極憂也。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汉族，东晋琅琊临沂人，书法家、诗人，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死时四十三岁。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曾经担任过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吴兴太守等官职；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政绩一般，远不如他的书名显赫。故人称“大令”。　　

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如何教养后代成长。他自已一生为后代着出了榜样！这是王献之一生政治生涯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他最伟大的业绩。

王献之一生的艺术不守旧，而是与父不同，且字身喜带长形，这就是他的成就、也是有别于他的父亲。 　　

他家学渊源、学习勤奋是不可少的。其诗文书法、为东晋后起之秀、他的成功实在是不偶然。 　　

他的发展有他的辉煌！他写的草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他的父亲父子称二王。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给我们学习了解王献之书法留下宝贵资料。

王献之《阿姨帖》

王献之《患脓帖》

《患脓帖》，4行，24字。行草。入刻《淳化阁帖》、《大观帖》、《宝晋堂》、《絳帖》、《玉烟堂》。

释文：

患不能溃，意甚无赖，君有好药、必时复与，府中多少，极济事耶。

延伸阅读：

孤高名士的自由追求王献之书法故事

　　唐《述书赋》记述晋代书坛之盛况，说是“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但是，艺术的持久力和它的永恒性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随着时间的过滤和汰选，有些人湮没无闻了，有些人却经久不衰，并且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卓越与不朽。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以“二王”并称，而且视为至今难以超越的典范。“二王”之一，便是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小圣”的王献之。

　　孤高傲世宠辱不惊

　　王献之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如果说王羲之以“骨鲠”而著称，王献之则以“孤高”而闻世。有一天，王献之随兄长们去看望谢安，王徽之、王操之议论世事，滔滔不绝。不知道是他厌恶这种不着边际的清谈，还是什么原因，他竟一言不发。一次，王献之路经湖州，游一名园，其时湖州当地的一批名士正在宴集。王献之却旁若无人，视而不见。有人就当面指责他“非礼非道”，还贬损他是北方伧奴。王献之轻蔑地连眼珠也没有翻转过去，走了。由于他在书法上的盛名，当时请他题字写字的人很多。有一次谢安也找上门了，让他为太极殿题榜，以百世流芳。谁也没有想到，他也不给面子推辞了。这样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风范，可以衔远山，吞长江，送夕阳，迎素月，直与洞庭同其广，日月同其新。

　　对王献之来说，真正把自由的个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还是他的书法。“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在王献之那里，写字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待价而沽的商品，而是精神诉求的释放——从心灵中流出。有一天，他漫无目的地在会稽城的小巷里闲逛，却见一堵刚刚粉刷的墙壁又白又净兀立在前边，好一张刚刚铺就的白宣纸啊！他忽然来了灵感和激情，便以扫帚为笔，用泥汁作墨，径自在那粉墙上横扫。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人这样写字的？有没有人看过这样写字的？一时轰动得满城风雨，古之会稽人也算是大饱眼福了。

　　还有一次，王献之到乌程县去看望他的弟子羊欣。当时羊欣穿着新绢裙正在睡午觉。不知是洁白的新绢裙触动了他的书兴，还是羊欣午睡的酣态引发了他的情思，他不声不响地在桌上抓过笔来，饱蘸浓墨在羊欣的绢裙和衣带上写满了字。在王献之那一方，无非是兴之所至极其随便地信手涂抹，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可是在羊欣那一方，醒后一见，瞳仁却放出喜不自禁的光芒，那可是一件精品。书法艺术这东西说起来也很有点神乎其神的，你很想把这幅字写好，有时可能就怎么也写不好；有时随心所欲地写去，却出了意外的精品。拿苏东坡的话来说，这叫“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羊欣是有眼力的，他午睡醒后，喜不自禁，连忙脱下绢裙和衣带，把它们珍藏起来。“偶其兴会”的激情发挥，“皆发于衷”的创作状态，把一个卓越的书法家王献之概括完整了。

　　勇于创新敢于超越

　　中国书法史上不乏子承父业的传统。但是，艺术是最怕重复的。王献之的高明处在于：他决不仅仅是王羲之书法的忠实步武者，而是大胆地寻求自我的突破，追求“我自为我”、“自有我在”的境界。王献之为谢安幕府时，书名已经很盛，也就自然有人拿他与王羲之来比较。一次，谢安问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你道王献之怎么回答？他说：“固当不同！”（本来就是各有千秋），谢安又说：“物论殊不尔！”（外界的议论并不这样看啊），王献之接着又说“世人那得知!”（世上的人哪里真正懂得）。

　　好一个“固当不同！”

　　好一个“世人那得知！”

　　置公众舆论于一边，连“书圣”的父亲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问古今天下还有第二人否？根据笔者分析，“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固然与晋人张狂的个性，大胆的反圣贤排礼法否定束缚，回归真实自由的人生境界有关，但又分明折射出王献之反对盲目崇拜，敢于超越前人的不凡气度。不过，它的前提也是严酷有加的：必得以一生的磨砺和心血的浇灌为代价。俗传：王献之洗砚曾经染黑了家里贮水的十几口大缸；他七八岁时染翰，无间临池，全身心地投入到苦学苦练中，其父曾经想从背后抽他手中的毛笔，竟然纹丝不动。除了笔成冢，墨成池，循序渐进地掌握数不清的笔法、章法、墨法等技巧，还需有感悟“锥画沙”、“印印泥”等妙理的灵气，时不时地还要小心不被名利之索绊倒了自己。放弃尘俗而不断品味冷清、孤寂和苍凉，然后才能超然神会，推陈出新，进入到融会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境界。后人评论王献之“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其书则“有若行风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对王献之来说，冲破先父的樊篱，更开一门，展示自己有别于王羲之风格的新的气度，无异于在一座高峰面前重新耸立起另一座高峰，其所经历的路程可谓十倍艰难于他人。可是，王献之成功了，书坛冉冉升腾起一颗耀眼的新星！

　　从此，“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这段历史是被后人肯定了的。

　　王献之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字子敬。当年谢安品评王家兄弟，曾有过“小者最胜”的赞誉。谢安毕竟是谢安，他的眼界确乎高人一筹。 （刘长春）

,这才是正统的书法！,王献之代表作有哪些帖子？,不如田的美观大方匀称易识老百姓都喜欢都认识。,鄱阳帖，见得少。第一次看。,好！从这个看，子敬略高一厘米！收谢！,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