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国习书笔记：四话章草—谈谈对皇象章草“相众而形一”的理解

　　前作《三话章草——从“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谈章草之通变》发表后，有书友对文中关于在章草的“格局和法度中变通五法，就可万变不离其宗”一说提出疑问，希望我能作“更透彻”的解释。于是我想到了古人关于皇象章草“相众而形一”的评论，如果把这个话题讲清楚了，书友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相众而形一”出自于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的《书断》，是对王羲之和皇象书法特征进行比较后得出的一个论断。原话是：“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其中“右军”是王羲之，“休明”即皇象。张怀瓘的这个“一形而众相”和“相众而形一”，不仅精准独到地概括了二者的书法特征，而且提出了两种书法规律和艺术境界，在书法理论上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皇象的生平事迹讲起。皇象，字休明，三国时期吴国广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据史书记载，皇象师于杜度，善八分、小篆，工章草。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八分入妙品，小篆入能品，章草入神品。时人把他的草书与曹不兴的绘画，严武的围棋，菰城郑妪的算相，吴范的善候风气，赵达的算术，宋寿的解梦，刘敦的天文，并称“八绝”(见东晋陶潜《圣贤群辅录吴八绝》)。皇象有章草《急就章》、《顽闇帖》和《文武将队帖》刻本传世，另外以新奇古异著称的《天发神籤碑》，也相传为其所作。后人对皇象书法评价很高，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誉皇象为“一代绝手”。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赞“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南朝宋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称“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唐代窦泉在《述书赋》中评其书“似龙蠖螫启，伸盘复行”。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更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从上述书评可见，皇象在书法史上声望之隆、地位之高、价值之重。

　　皇象生于三国时期，正是古今文字变革兴替的重要时期，追随东汉“隶草之变”和“隶真之变”的潮流，各种书体竞相发展。皇象和钟繇是这一时期集大成者，分别成为草书和楷、行书的代表性人物。作为古法向今法过渡时期的书家，他们与时俱进，在不同书体间融通变化，引领时尚，但他们的书法都无一例外的存有隶书的法度。正如元代袁裒《总论书家》所谓：“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这不是说皇象、钟繇变法不彻底，事实上他们的变法是非常积极而富有成效的。这一点在皇象的《急就章》和钟繇的《荐季直表》等墨迹中表现得很明显，与前人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呈现出一种明确的艺术追求。如果说《天发神籤碑》确是皇象所作，那么这种融隶真于篆、“如折古刀，如断古钗”式的变法，更可以说是极其大胆了。与其说他们囿于古法，不如说彰显“古质”正是他们对艺术风格的自觉追求。当然，凡事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必然的会受到传统的影响，而不能像王羲之那样化“古质”而为“今妍”。好在书法艺术不以时代变迁为标准，也不以书体论高低，“古质”和“今妍”分别代表两种审美取向，成为书法艺术“各造其极”的两种风格和境界。

　　皇象师承东汉杜度，师门的风格对其影响较大。据张怀瓘《书断》记载：“虽史游始草，书传不纪其能，又绝其迹。创其神妙，其惟杜公”。章草相传由史游始创，但形成法度者为杜度。《书断》还言：“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书”。杜度在汉章帝时任齐相，章帝喜欢杜度的书法，命其以章草上奏，遂使章草成为章程书。章草之得名，也有因章程书而得名一说。对于章程书还有一种解释，章程连读其音为正，故历史上章程书均为正书，如小篆、隶书和楷书。杜度章草之所以能成为章程书，正是因为其保留了隶书八分的楷则，具有正书的中正平衡、相向背反、字字独立等法度。这一点《书断》中也有论及：“杜草盖无所师，郁郁灵变，为后世楷则，此乃天然第一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说：“齐相杜度号善草书，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所谓“杀字甚安”，即结字平正稳定。杜度章草经后来崔瑗、张芝一脉相传，到张芝时开始脱离杜度法度，出现今草之变。《书断》对这种传承关系也有描述，“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笔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这里的“工巧”即言杜度章草的规矩法度精巧细致。皇象继承了杜度衣钵，延续篆隶规矩，融合真行变化，形成法度谨严、格局规范的章则。正是因为这种区别于今草的章则化特点，后人才把古草称之为章草。同样也是因为这一点，皇象的《急就章》等墨迹被视为章草成熟期的标准，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

　　讲完师承背景，我们再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皇象章草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删繁就简，繁简适宜。作为草书，皇象延续了“草变”的传统，在字法上删繁就简，以利流便。与见之秦汉简牍的“篆草”“隶草”相比，已简至完全破体，与篆隶在体制上形成区别。但与东汉张芝相比，则是繁简适宜，不追求至简，更不像张芝那样突破字字区别的格局，而是守杜度的一定之规，即在一字之内改变，“省改”而不易其形。其书多为减笔，时有借笔，偶有添笔。其次是中正平衡，内敛外舒。皇象取势显见八分法则，结体方正稳重，已无汉简中的纵向走势。字有长横时则以长横定势，无长横时则以撇捺定式;上下结构时往往上宽下窄，左右结构时左收右放，单一结构时则内紧外松、左拓右展，形成“蓄势待发”的鼓荡之态。第三是圆转流畅，波磔凝重。和早期的章草一样，皇象在笔法上存有篆味隶意，线条圆转婉通，但更多提按绞转，更显劲健痛快。横、捺、点画多作波磔，特别是末笔波磔简炼凝重，形成出锋镰利、近似三角形的点状磔画。四是笔短意长，笔断意连。皇象行笔多用中锋，除取势而行长横长捺外，纵向走笔多为收敛，已无汉简中的长划斜挑，而且许多短横撇捺浓缩成点状波磔，凭添朴拙意趣。字内上下和左右结构之间相对独立，视繁简而定牵连，通常笔画繁时而分，简时则连，连写意趣往往在局部体现。点画之间讲究呼应，相互顾盼，虽然上下左右之间常有顿断，但气息贯通，笔虽断而意相连。五是实而不华，质而不野。皇象章草与张芝《八月帖》和王羲之《豹奴帖》相比，少有姿妍而显质朴。与西晋陆机《平复帖》相比，少有恣肆而显含蓄。与西晋索靖《月仪帖》相比，少有轻滑而显庄重。所以皇象章草彰显朴质古情、典雅冲和的“章味”。

　　话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归主题。所谓“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是指草书的万变之相统一于正书之一形。概括皇象章草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草书正写”。皇象谨守古法，在章草的法度中张扬个性，寓时变于正统，求对立于统一，“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故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至于“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则正好相反。在古人的话语里，常把隶书与正书、楷书混用。楷书由汉隶分书发展演变而成，所以魏晋之时也常将楷书称为隶书，直到唐代仍然沿用。明代李贽《疑耀》说：“唐以后之楷书称为今隶，因谓汉隶为古隶”。明代陆深《书辑》也说”钟王变体，谓之今隶”。王羲之在钟繇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化“古质”为“今妍”，使隶书与楷书完全分流，并在楷书的基础上随字赋形，推进了行书和今草的变革发展。张怀瓘用隶书代表王书，即是概说王以正书一形生出万变，开创今体之新貌。如果说皇象是“草书正写”，那么王羲之则可以说是“正书草写”，故能“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