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上虞帖》｜上博镇馆之宝：垃圾堆里捡回的国宝

上 虞 帖

草书，唐代摹本，现藏上海博物馆。硬黄纸本纵23.5厘米 黄26纸本此系唐摹本。前隔水有北宋徽宗赵佶瘦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月白绢签。钤有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半印、”内合同印”，北宋”政和”、”宣和”、双龙、”内 府图书之印”，”政””和”、”宣””和”连珠等朱文鉴藏印记。曾经南唐内府，北宋宣和内府，明晋王府、韩逢禧，清梁清标等鉴藏。

《上虞帖》是王羲之因病未能得见朋友一面，而写的一封信。信中也提到其他亲戚朋友的近况。草书，麻纸本，7行，58字。作品风格面貌属于王羲之晚年书风。《该帖草法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首先，在笔法上它不是靠轻重提按变化来丰富线条内容的，而是以节奏和运行速度（疾涩之变）来充实线条内涵，提按为辅。其次，结构上强调开合变化，收放自如，所以字形构架的视觉效果显露出一种“张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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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逸优游，灵动绰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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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在法帖上有两件镇馆之宝，一为唐摹本的王羲之的《上虞帖》，二为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其中《上虞帖》曾经历了一场大劫，而使《上虞帖》起死回生人，是“上博”的明清古画鉴定专家、墨拓大师万育仁。

“文革”中，抄家之风大兴，将“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或焚烧，或上交。为之，上海专门成立了文物清理小组，对抄家得来的文物书画，逐个鉴定清理。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万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馆参加，为书画鉴定把关。

一次，万育仁在仓库中清理书画，偶然在丢废纸的竹筐中，发现一纵23厘米、横26厘米的硬黄破旧书法帖。卷端有宋徽宗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的绢签，在绢签的下角，有朱文双龙圆形骑缝印，有“御书”葫芦骑缝印，有“政和”、“宣和”骑缝印，拖尾中间还押着“内府图书之印”朱文大印。除宋徽宗的题签和印外，还有五代南唐“集贤院御书”墨印及“内合同印”朱文大印。凭万育仁多年书画鉴定的经验，他确定此卷非等闲之书卷。再打开内页，只见58字七行草书历历在目：“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艰！想行复来。修龄来径日，今在上虞，月未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 甚令人耿耿。”内容主要是回答来书所问。帖中提及三人，一为修龄，乃王羲之从兄弟；二为重熙，是王羲之妻弟；“不知安所在”的“安”当是名士谢安。帖中文字多使用中锋运笔，字体连贯流畅，丰肌秀骨；体势超逸优游，灵动绰约。

万育仁依稀记得明·詹景凤《东图玄览》、清·安仪周《墨缘汇观》提及此帖，此帖多少年来湮没不彰，现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怎不激动。惊喜之余，万育仁毅然将废筐里的《上虞帖》捡回，小心翼翼地带回上海博物馆，请还在工作的专家进一步确认。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怕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引火烧身，也许是不 懂，他们却来个彻底否定：“该卷既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也不是唐摹本。”

上世纪70年代初，“打砸抢”之风逐渐平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沈之瑜得以解放，重新主持 工作。沈之瑜与万育仁虽为上下级关系，但彼此尊重，堪称老朋友。 万育仁便悄悄地将藏了三年的《上虞帖》拿给老馆长看。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沈之瑜同意将此帖带至北京作进一步的鉴定，在一旁的保管部长马承源极力推荐，请上海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鉴定。此时的谢稚柳刚从“牛棚”里出来，久未与书画打交道。当《上虞帖》放在他桌子上时，谢稚柳眼睛一亮，拍案叫绝：“上海居然也有王羲之的好东西了羲之，墨迹久绝于世，唯此唐摹，就足为文物之精英、艺苑之瑰宝了。”

当谢稚柳得知是万育仁发现《上虞帖》，并助其逃过大劫时，赞不绝口地说：“老万，你做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万育仁之子万寿告诉我说：“我父亲一生最高兴的是发现《上虞帖》，否则，《上虞帖》很可能毁于火炬，或流落他国。”万寿又说：“上博建馆50周年之际， 馆内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二王’的作品总是名列最显眼处，我也会多次前往参观。当我站在《上虞帖》作品前，我会伫立良久，思绪万千，有时还会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