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究竟是不是“地主恶霸”？

董其昌像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南宗松江画派奠基人董其昌62岁时，发生了“民抄董宦”事件，成为这位一代宗师的盛名之玷。但在《明史·董其昌传》及其他史料中，对此却只字未提，我们现在知道此事，是从野史、小说中得来的。400年来，围绕此事，众说纷纭，人言人殊，成为历史疑案。董祖常强抢民女为父作妾，是耶!非耶!

1950年12月，中国近代文化名人柳亚子作了一首《题董其昌遗墨》诗：“捣阴剥裤异寻常，文采风流亦渺茫。还是文豪是恶霸，千秋愁绝董其昌。”全诗表示对此事的怀疑，“千秋愁绝”四字，道不尽诗人对其无限同情的惺惺相惜的心声。

《民抄董宦事实》书影

196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冶秋《民抄董其昌一案略述》，一笔抹煞董其昌的书画成就，否定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将他定性为“封建统治者的支柱，是大地主、大恶霸、大官僚、大军阀的代表人物”。又说：“董其昌及其三个儿子以及恶仆，在华亭为非作歹，积怨已深。”“封定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惨酷压榨，荒淫无耻到了极点。”将其父子罗织殆尽。

董其昌《疏林茅屋图》

此文接着说：“董其昌62岁时，看中陆家使女绿英，他的次子祖常就带了200多人到陆家抢走绿英，给董其昌做小老婆。”该文又说：“时人作《黑白传》，说书的钱二，到处说唱，董其昌恨之入骨，把钱二及一听说书的范昶，擒捉锁打。”其昌认为此书是范所写，将其责问，不几天，范被气死。范母冯氏带着媳妇龚氏，孙媳董氏等人，到董家说理，董其昌父子叫打手关上大门，把诸妇大打一顿，又推到隔壁坐化庵中，百般凌辱。

在稍后于董其昌的毛祥麟所著的《墨余录》中，有详尽而公允的记载。《墨余录·黑白小传》说：“祖常见陆绍芬家有仆生女绿英，年尚未笄，面有殊色，仲慕之，起初愿以金赎取，被拒，怒而强劫。”此处明确说明非董其昌看中而强抢绿英，恶徒是其子祖常。

该文又说：“陆恚甚，遍告通国，欲与为难，得群绅出解，陆始勉从。”时有好事者，戏演《黑白传》小说，其第一回标题曰：“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其诙谐点缀处，颇堪捧腹，哄传一时。文敏闻，怒甚，奈欲沾沾而无可指名。文敏疑范生所为，日督其过，范无如何，因诣城隍庙，矢神自白，不数日而生竟以暴疾卒。范母谓为董氏逼死，率女仆登门诟骂，仲即关门擒诸妇，褫其袒衣，备极楚毒，由是人情多不平。范生子启荣，广召同类，诉之公庭，词有剥裤捣阴语，但悬而不断，众遂相率火焚董宅及藏书楼，财产文物一抢而空。

《墨余录》书影

毛祥麟，笔名雨苍民，著有《墨余录》，“黑白小传”是其中一章，毛氏为文，态度严谨，评论确切，由于他生活的年代与其昌相近，知之甚多，因之他对此事的记载，基本上可以确信的，并无虚构。在他对此事的评论中，指责其昌说：“文敏在乡里没有与地方士绅融洽相处，对子弟又缺乏礼义教育，而且无端怀疑指责范生，以致发生事变，次论客观公正。”小说家言，一眼立辨真伪。

随后，旧抄《民抄董宦事实》、《景船斋杂记》、《说梦》等小说纷纷出笼，对董其昌极尽子虚乌有诬陷之能事。这些作者胡编乱造，虚构情节，妄说祖常在陆家不见绿英，寻衅将陆家打得屋毁人伤。董府家奴将范生与钱二，双双擒至尚书府，绳捆束缚罚跪庭院，范受此奇辱，回家悬梁自尽。范母偕范妻及四个仆妇，乘轿至尚书府哭诉，六顶轿子被砸，范母和范妻被鞭打出门，四个年事尚轻略有姿色的女仆，被赤身露体绑在椅子上，恶奴肆意凌辱，翌日，范母一命呜呼。如此灭绝人性的丑行发生在董宦府内，激起人们一团怒火，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圣贤门下的华亭秀才集聚明伦堂，四乡含冤受屈的万余乡民，似巨潮般涌向尚书府，祖常令恶奴和打手从大墙内掷砖头和粪便，以驱逐乡民，更激起众怒。四县民众把董氏大厅以及数百间画栋雕梁一火而烬，家产抢完。十九日，百姓焚毁龙潭书院，抛董书匾额“抱珠阁”于河。

董其昌《山驿留憇》

小说中所说尚书府，实际上此时董其昌并非尚书，只是个普通的湖广学政副使，因拒收地方豪绅的贿赂，而被势家嗾使所谓生儒鼓噪，毁其公署。他愤而辞官。(嘉庆《上海县志》)这是他从政生涯的辉煌之举，为史所称颂。而冶秋文章却妄说：“被生儒数百人赶出官署。”他任南京礼部尚书，是在1625年正月，也就是民抄之后九年的事，至于正式任中央政府礼部尚书，时在1633年，年代更远。

而此事件中烧毁的董氏住宅，小说中描述是画栋雕梁二百余间，高可入云，巍若宫阙，虚妄之至。据董其昌十七代嫡孙，退休教师董兆昌说：“祖上遗言，先公只是置了几间房子，由于文人习气，所以题了些匾额，陈设也很平常。此时，他刚中进士，何来巨款购置偌大产业，只是他后来官越做越大，官俸自然增高，而其书画声名也渐渐显赫，笔墨润资自然也多，才陆续修建戏鸿堂、画禅室等。其规模也不可能如小说中所说的那么富丽堂皇，即使藩王府也不过如此。先祖在乡里，蔑视地方豪绅，不屑与他们交往，拒绝求画要求，因而得罪了他们，在此事件中，劣绅们上蹿下跳，煽动无赖，肆意扩大事实真相。所以在‘民抄’事件中，先祖的住宅应该是一般的，不需多少时间，即可烧尽。而参与的人数也很有限，十多人而已，不可能成千上万。”

董其昌《秋林图》

范生暴病而终，小说中说是被其昌逼死的，而冶秋文中，更说是董其昌将他擒捉锁打被逼气死。至于范母，当时仍好好活着。但在冶秋文中，却是受祖常鞭打百般凌辱，气极而一命呜呼。如此虚构情节，乃是小说家之言。

当时的明王朝，外有满清崛起，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局势非常危险，稍有风吹草动，朝廷即会镇压。而今松江府发生百万人之众，焚毁房屋200余间，又时达三日之久的暴行，试问松江府台和华亭知县能充耳不闻，不加处置吗?他们难道不考虑自己的前程?

《松江镇志》封面

据1990年出版的《松江镇志》载，1990年松江城厢辖区比明时代的松江城大得多，但人口只有七万余。按正常人口增长率计算，400年前的松江城，常住人口应不足一万。古代城厢，街道狭窄，房屋鳞次栉比，拥挤不堪，小小松江城，一下子拥来超过百倍的百万乡民，如何容纳?而且当时倾华亭四县等人口总和，尚不足此数。在董宅附近住的都是有声望的大户，古时都为砖木结构，一家着火，必将殃及四邻。这些大户，必然会要找官府灭火消灾，事后还要善后处理。然而这些重要情节，小说都避而不提，何故?

董其昌《行书五言诗》

董其昌为逆子顶罪，天大冤案据《列朝诗集小序》说：“其昌善待平民。和易近人，不为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其前。”董兆昌也说，祖上传言，先公生平，贩夫走卒，皆得至其前与其交涉，平民百姓，凡有所求，无偿赐给，甚至以书画为人解厄济困者，比比皆是。所谓民抄，是势豪权贵在幕后操纵策划，实际上只是松江八名无赖文人煽动少数地痞所为。

“民抄董宦”的首发难者，是范启宋。他父亲由于受其昌的斥责而病死，其母又受辱于董府，因而他痛恨其昌是合乎情理的，其情可愍。但是以其昌的为人，松江生员以至平民，必然在他手上受惠很多，以区区范母及范启宋生员，是没有能力煽动如此众多人员闹事的。所以上述兆昌老所说，应是可信的。以其昌的声望和地位，在当时完全有能力动员地方官府出兵镇压，在事件后，也可以乱民危害朝廷命官罪具奏朝廷。但在事件前后其昌都无行动，据兆昌老说：先公在质询范生之后，即出门访客，根本不在府内，嗣后又往来于京口、吴兴之间，为其妻作六十大寿。次年一月，又兴致勃勃地作“重修新桥募缘疏同王奉常尧峰禅院序”，及“行书——为丁云鹏贺寿诗”。

董其昌《为丁云鹏贺寿诗》

冶秋文章却说：他(指其昌)把这件事的发难，说成是五学生员所鼓惑，他定要把许多读书人置之死地，声言“杀一百个百姓，不如杀十个秀才。”于是“虚词厚币，密揭学院，在他的逼迫下，终于先后搞出十五个秀才，说他们是祸首。”事实上，事后朝廷派员调查，只是惩办了有关失责官吏及几个闹事无赖而已，并未如此株连。稗官野史，滥诌其昌“拥田一百万亩，并亲自收租，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功豪横如盗跖……”，把董其昌贬成集众恶于大成的巨奸。

《景船斋杂记》又说：“当魏珰盛时，尝延元宰(其昌)书画……魏珰每日设宴，元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更是胡编乱造，荒唐无稽。其昌如此贪婪，当初何必拒收贿赂而遭势家之怒而毁其公署，以后又一再辞官，可见其清廉高洁，何况他告假在家，其俸禄仅足养家，虽有些书画收入，为数也有限，何来拥有百万田亩。其昌68岁时，奉旨修《神宗实录》，一丝不苟，集书傭给笔札，不支内帑一钱，全由他个人出资付给。这种公而忘私精神，岂是卢杞、盗跖之流所能为。

董其昌《疏林茆屋图》

魏忠贤在1620年熹宗即位时，才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后又兼掌东厂，专横国政。“民抄”之时，魏尚未重用，更不专权，其昌何必向他拍马逢顺。而且，魏阉专政时，对其昌百般笼络，他却公然支持东林党人，并放言：“不甘与小人同朝堂”，而毅然辞官回里，大义凛然。董其昌交友都是品德高尚，无懈可击的正人君子。如陈继儒、王时敏、顾正谊、莫是龙、汤显祖、冯梦祯、李赘等人。而在事后尚与才子冒辟疆、瞿式耜唱和赠画。如其昌品格鄙劣，焉能与如此名重一时的俊杰频繁交往。《明史·艺文志》等众多书籍中，都对他的学术和人品大加赞赏，时人评其为“三无”，即“笔下无疑，眼中无翳，目中无一点杀机”。

董其昌一生，不恋官位，一再辞官回里，实际在任上仅15年左右。辞官后，他在各地与文人唱和，访求书画珍品，独立特行，恃才傲物。为官的最大兴趣是对书画艺术的追求。他“不喜附丽为名高”(陈继儒语)漠视庸俗官员且又“最矜慎其画，贵人巨公郑重请乞者，多请他人应之”(《列朝诗集小序》)，这种清高行为，自然得罪不少权贵，使成为日后政敌。

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卷》

1613年，御史魏云中对他进行无端的控告，《南吴旧话录》记载说：“一大官诞日，诸官吏纷纷祝寿，大官欲得其昌书画，酬以重金，其昌托故拒绝，此官记恨甚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昌背后，确有一张时刻窥察、伺机攻击的黑网。范启宋事件之发生，就是这股势力进攻的大好时机。朝廷官吏，撺掇地方劣绅，收买无赖，煽动少数不明真相之人，焚烧董宅，扩大宣传，形成民抄董宦事件。

董其昌本人在他致友人的书信中，也常流露出忧愤悲凉的心情。如“闻吾乡此人至今下石不已。”又说：“僻居五年，炎凉万状，亦有小人当事。”“七、八月间，吾乡有一人，属山阴令中伤吾家。”他感叹地说：“盖正人君子，持论者众，骤然翻局，亦不得之数也。”他说：“弟自入籍以来，不买小民一亩田，不受投家投身之仆，与里人绝不交涉。”他本人曾入木三分地说：“我不是民抄，是士大夫阶层所为的士抄!”可谓一语中的。

董其昌《自诰身帖》

董其昌的政治见解，在当时颇为进步。他主张安抚流民，流民也是民，进可以战，退可以耕，绝不能被歹人利用。他主张开矿产以充军实。在《议国计》疏中，他主张开源节流，提出“沉员当议，弊窦当清，奢侈当禁，吏治当饬”，切中时弊。在《容台集》卷四中说：“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子以为天下也，立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董其昌这种民主思想萌芽，在晚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实属可贵。民抄之后，这些上下勾结的官僚势家，为了搞臭董其昌，指使收买无聊文人及说唱艺人，渲染扩大事实，将脏水泼向董其昌。为了吸引读者及听众，不惜捏造事实，杜造故事情节，这是官僚阶层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先进与顽固两派冲突的体现。

公正而论，董祖常的恶行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至于董其昌，也负有教子不严的责任。他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全部推诿于夫人，自己则潜心钻研书画，如果他抽些时间关心教育诸子行为，不难发现董祖常的种种劣性而给予针对性的教育，让他读书明理改恶从善，当发现《黑白传》时，不主观怀疑斥责范生，而对祖常动以家法，责令其归还绿英，向陆家赔礼道歉，即不会发生以后的事端。但是，儿子所为，却要强加在父亲的头上，蒙受不白之冤，这种文革式的株连，实在有失公允。

苏州董其昌墓

冶秋先生是著名的文史专家，人素钦敬，但上述此文，却与他的其他所有著作大相径庭，是典型的“极左”棍子文章。后来知悉是康生授意他写作的，在当时势焰滔天的康生压力下，他只能写出这类文章，是有违心意的无奈之举，从历史的观点看，应予理解。但是，由于此文的发表，莫名其妙将董其昌套上大地主、大恶霸、大官僚的帽子，尤其是“大军阀”，董其昌一生从未涉足军界，此顶帽子更是不伦不类，实足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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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丨冯错

主编 | 凌晨

编辑 | 土曾 小君 祁朦

,吴三桂的授业恩师就是董其昌,悬疑真假不知,字如其人，虽有二王法，但总觉得缺少一种大气。可能就是人品受限吧。,接下来谈谈秦桧?,转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