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的书法地位——一生求仕，书名不彰

根据五代《旧唐书》和北宋初年《新唐书》所著《李邕传》，大致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李邕的形象，散文并因此走上仕途，但是没有提及与书法有关的内容。《唐会要》，大量记录了两唐书未录入的唐代史实，历来为研究唐史的学者所重，但在卷三十五书法一项中也没有提及李邕。北宋初年官修著述《太平御览》，作为”类书之冠”，共有七处提到李邕，却依然没有提及与书法有关的内容，其中有两处分别在文部和工艺部中提到了文学方面的造诣，四处则在职官部中记录。

同时期官修成书的《太平广记》，虽然记录以野史、道经、释藏为主，但仍未提及书法，均记录李邕为官之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目或是专供帝王御览，亦或是作为正史永存，严谨性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见，这些记录唐代历史的文献中，无论官修正史还是民间野史均未有录入与李邕书法有关的条目，并不是偶然，从中可以看出李邕书法在当时的境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李邕本人无意做一名书法家。

李邕把自己一生的精力放在了官场，然而他的仕途并不顺利。

“邕，少知名，长安初，内史李嶠及监察御史张廷珪並荐，邕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遗。”（《旧唐书》）

“谯王重福谋反，邕与洛州司马崔日知捕支党，迁户部员外郎…贬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为户部郎中…共援邕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险躁，左迁括州司马，起为陈州刺史…”（《新唐书》）

“后从中人杨思勖讨岭南贼有功，徙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后历淄、滑二州刺史，上计京师…以谗媢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代宗时，赠秘书监。”（《新唐书》）

两唐书记载，可知李邕最高做到了刺史，虽说是从三品，看似职位颇高，又为一方总领，实际上远离庙堂，从两唐书记载便可发现，这并非李邕所求。到去世，代宗才追赠其内廷执掌经籍图书的从三品秘书监。其余均在担任品衔较低的京官或者是地方官员。而这个秘术监的职位才刚刚与举荐他走向仕途的李峤在官拜内史之前官职相同，巧的是恰恰因为李峤任职秘术监时，李邕才借这个机会进入皇家秘阁取阅典籍，并被李峤发现了李邕的才能，将其举荐给了武后，进入庙堂任命为左拾遗。

唐代官员选拔基本分为科举、流外入流、门荫入仕，虽然在当时仍然是以门第为主要选官方式，但自科举创立以来，历代皇帝都力图改变门第对选官制度的影响，所以对科举选拔人才很重视。而武后之时，以这种特殊的推举方式入朝，原因在于武则天为收买笼络天下读书人而采取了举荐，使他们可以更快的走向仕途，于是设立了补阙、拾遗等官职，来安置大量读书人，故而出现了”补缺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书”的说法，批评当时的冗员情况。《太平御览》中记载：

“六典曰，拾遗，唐垂拱中创立，四员，左右各二。天授初左右各加二员，通前为十员。才可则登，不拘阶叙。言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於时、不合於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於下，忠孝之不闻於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李邕虽身为左拾遗，有面谏皇帝之职，而”拾遗”实际上却是武则天执政后为广开言路笼络人心，而开设的并反复递补人选的官职。目的是为了可以让这些蒙受皇恩的学子，如其所设科举殿试般成为天子门生，死心塌地为朝廷效力。这批人终究不是科举入仕，从选贤举能的角度来讲，自然是无法与当时大开科举取仕之风而入职的官员相比。另外，李邕家族在当时已然没落，更不存在门荫入仕的可能，李邕若想融入当时受门荫而居高位官员交往圈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些都注定了李邕仕途不会如同僚那样顺利。与此同时，李邕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在朝中虽然人微言轻，但敢言直谏，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得到了不少肱骨之臣的赞赏，更有许昌男子孔璋在李邕获罪时，情愿替死。可见他”行直”的个性，在当时已经有不小的盛誉。依据两唐书记载，李邕官运不济，多次左迁贬谪，一方面由于友人获罪而受到牵连，使得他在官场数次遭贬。

但真正在官场中遇到生命威胁却是自己性格方面的缺陷造成的，换句话说，李邕无法做一个如颜真卿一样完美的士林楷模，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在仕途上有所建树，更不会在后世为人代代传颂。当然所处时代亦有差别，也注定了李邕不会如颜真卿般轰轰烈烈。在朝为官，他先后得罪了姚崇、张说、李林甫三位朝廷重臣，抛开奸相李林甫不论，姚崇、张说都可谓是一代名相，二人素有不和，相互猜忌排挤，历史上更有”死姚崇算计活张说”之事。

然而却污蔑李邕，想必其为官必有朝廷大员厌恶之处。从两唐书看，李邕行为很多方面，是与儒家伦理纲常相违背的，姚崇厌其”险躁”，张说恶其”矜炫”、”自云當居相位”，”赃贷枉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虽然孔璋以及邕妻均指出所得银两用于接济一方百姓，但这种行为是不能被封建礼教所接受的，加之性情狂傲乖张，又不懂得从中周旋，过于耿直，见不平之事必谏之，更加得罪了不少人，自然成为了朝廷各个派系均排挤的对象。但他并没有死心，从他在汴州拜见玄宗时”累献词赋”取悦皇帝便可看出他对做官的痴迷，只可惜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李邕注定无法在仕途上有所建树。

翻阅书法史，仕途上有作为，同时又是一位书法大家者不在少数，二者实际上是互相影响推动的。《唐会要》中所提到的历代书家，如钟繇、王羲之、萧子云、唐太宗、魏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王方庆、柳公权等，均是身居要职，同时又是杰出的书法家。其中有些因书法彰显而得到高位，在当时负有盛名，也有些又因为身居高位而得以书写皇家碑版或整理、鉴定前朝真迹而流传于世，不论后来官以掩书亦或是书以掩官，我们都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李邕的仕途坎坷和对名利的追逐，导致他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书法之上。

李唐王朝立国以来普遍重视书法教育，贞观时朝廷复置书学，科举设立明字科，又以”身言书判”为标准选取官员，更有学子因此导致二十余年不得官职。足见对书法的重视，经过层层选拔出的官员必然是百里挑一的人才，而作为举荐入朝的李邕来说在入仕之初，书法没有经过官方考核认可，一纸”证书”的缺失，对李邕书法在当时的接受还是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再者，唐代书法以丰碑巨制为主，记事表功之外，艺术造诣并不低。

《唐会要》卷二十·陵议，提到太宗朝的昭陵陪葬事宜，并有专人执掌撰文修碑，而碑志书人的请托者大多是以书名世的士大夫，无请托者则以馆阁书家书碑为主。昭陵陪葬是对”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的一种恩赐，后来逐渐减少了大臣陪葬之事，但是，撰文修碑的制度还是被承袭下来。史书记载，李邕三十岁入朝，为官四十余载，多数时间在地方为官，深得民心，然而却不擅长官场周旋，一入京师即被贬，从书碑者地位看，与当时的官方碑制不尽相符，亦是造成李邕书法不彰显的原因。

由此可见，李邕将一生精力放在官场之上，并未过多关注书法。同时，由于仕途不顺也间接影响了书名在当时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