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04年夏天，一位操西北口音的青年神色匆匆来到了大上海。先投读震旦学院，后又读复旦公学。这位貌不惊人、潜心攻读的年轻人，既是刚刚考取的举人，又是清廷通缉的要犯。这就是“西北奇才”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于右任，五岁牧羊，七岁读书，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于右任年少激进，虽应试中举，却始终痛恨民族沦败，朝廷无能，立志反清救国。他效法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于右任举人被革，遭到清廷通缉，不得不潜名南下避难。在上海，于右任蛩居两年。

1906年，于右任远赴日本，重寻救国之道。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首创《神州日报》。五年办报，几度沉浮，于右任其志不坠，屡挫愈坚。他笔走龙蛇，亲自撰写了大量的诗文评论，锋芒直刺黑暗时局。

满腔热血投身革命，毕生致力于祖国统一、民族昌盛。于右任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梦，那就是民族太平、国家太平。1948年3月，国民党当局举行国民大会。于右任曾满怀喜悦之情，手书2000幅“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分送国大代表，表达自己的希望和心迹。

于右任由一个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励志奋斗，不仅成为集诗人、书家、报人、教育家于一身的社会贤达，而且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毕生经历了多少沧桑，有过多少喜怒哀乐，监察院院长任上，他明德肃贪，曾信誓旦旦要整肃吏治，于右任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坐33年，业绩不显。检视反思，除于氏本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当归结于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一句话，民国官场太复杂，场太黑暗。于右任的豪情壮志可能就展现在他龙飞凤舞的草书上。

至清末民初，碑帖合流融合发展，成为日渐明显的一个转折点，于右任就是居于这个转折点的代表书家之一。

清代乾嘉以来，考据之学大兴，碑学崛起，蔚成风气。而至道咸时期，致力于碑学的书家们已不仅局限于先秦篆隶书体的考证研磨，而更以魏晋六朝墓志造像为取法对象，并熔铸篆隶笔法迟涩浑朴拙厚凝重的特点，引入楷、行、草书体的研习与创造。或刻意刀凿之痕，方劲峻利，棱角兀然；或追求金石漫漶之象，逆行顿挫，苍茫浑朴。自邓石如、何绍基至赵之谦、沈曾植等，逐渐形成了与标榜“书卷气”的帖学书风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技法体系——追求金石气息的碑学技法。

事物发展的规律往往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技法意义上看，碑帖之疆界既然是人为所致，也就必然地人为来打破。至民国，三原于右任出，碑帖之融合由此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于氏之后，仍有以碑帖之界画地为牢者，但非碑非帖或亦碑亦帖的书法探求，日益成为主流。于右任书法的根本意义，也正在于碑帖之融合。

于右任早年取法赵孟，温文清雅，自言“肥而舒”。及长，亦或时风导引，亦或阅历识见使然，遂移情于碑版，朝夕摩挲，如痴如醉。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朝夕手摩心追，足见其于此用功之勤。

于右任先生虽然长期浸淫北碑，但与前代碑派书家不同的是，他却形成了非碑非帖又亦碑亦帖的独特审美特点，这就是：用笔的腴润简直，结体的扁宕松阔，点画的劲健坦荡，整体气韵的磊落真率自然大方。有“逆势”、“顿挫”之法，后世历代习碑者均奉为碑派圭臬和度人金针，竟被于右任如此轻松地颠覆涤荡。于右任是有清以来碑帖融合最为成功的典范，一代书风的开拓者。

结语：

1949年，11月28日，于右任乘机东行。当晚，夜宿南宁，次日，飞机便径直飞往台湾了。这位71岁的古稀老人，从机窗俯视浩澜壮阔的华南大地，触景生情，百感丛生，不禁提笔写道“粤北万山苍，重经新战场。白云片片飞，野水接茫茫。天意抑人意？他乡似故乡。高空莫回首，雷雨袭衡阳。”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他挚爱的故土，从此，和家人天各一方；从此，故乡只能是远方，从此；只有离人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