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书坛巨匠—沈曾植，于碑学草书有开宗立派之功-好字无忧

20世纪初，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不远千里来拜访了正在读书的沈曾植后，甚为欣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沈曾植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

然而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少数人时不时念叨他以外，他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偶然出现的“沈曾植”三个字，也让人感到陌生。

沈曾植

正如几年后沈曾植的《自寿诗》中所云：“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

对，世间的确是有这样的厉害角色：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

沈曾植作品

套用现在的话，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曾经就有个沈曾植版本的“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

原来，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位俄国使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研究得了这三通碑，于是有意考校中国人学问。

沈曾植撰《蒙古源流笺证》卷首

沈曾植看后，轻轻松松就写了三篇极为精彩的考证性跋语，因其文极其精彩，俄国既震惊又佩服，三篇文章随后被西方的学者广泛引用，帮积弱的晚清政府扬了国威！

以至于后来康有为也把沈曾植视寐叟为带头大哥了。康有为对沈十分服膺，曾跋其绝笔书云：“若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轶于苏、黄”。

沈曾植临《爨宝子碑》

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书写，一贯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却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传为佳话。

“公车上书”后，保守派大怒，对康有为的报复在所难免。而沈曾植则教康有为，你假装沉迷金石，就能骗过这些老东西。事实证明，果真奏效。

沈曾植作品

后来一次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沈曾植对他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

没办法，康有为这辈子没服过谁，就服沈曾植：康有为的加速变法就是沈曾植督促的；而当康有为成了光绪帝的大红人后，沈曾植又送他一本《唐顺宗实录》，警示康有为切勿过激生变，康有为因此得以保全性命。

沈曾植《临魏碑楷书屏》

不仅是活跃于政坛的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向沈曾植数次求教的事也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

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沈曾植作品

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加上自己见解写成专著。通过和沈增植的交往，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处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

不仅对著述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

沈曾植在刑部任职额十八年之中，常常到琉璃厂去买书和碑帖。当时琉璃厂有名的碑帖店之一“澄清阁”，是沈曾植经常光顾之处，因为沈增植去得太勤，经常有传言说掌柜以极低的价格把宋拓本的《礼器碑》卖给了沈增植，气得其它大买家跑到沈增植家里去看究竟，结果看到了明拓本的《礼器碑》才说不出话来。后来，沈增植藏书最多时曾达到30余万卷，足见其书法修养积淀之深厚与广博。

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沈曾植《行书节临李思训碑扇面》

他的弟子王蘧常回忆说：“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候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也因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

王蘧常把老师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