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观海堂：东瀛探骊，郦学腾誉（上）

杨守敬在藏书界名气很响，这个声誉的得来，跟他在日本的访书有很大关系。因为访书，他还刊刻了一部古籍丛书。这部丛书之美、质量之高，一直被人赞许到了今天。

杨守敬的科考运气不佳。他是举人出身，参加了七次科考都没能考取进士，但正因为如此，他却意外得到了一次出国常驻的机会。他作为日本公使的随员，在日本工作了几年，他的工作业绩几乎没人提及，然而他在收书、刻书方面却博得了大名。

《望堂金石记》内文中影刻杨守敬题记

杨守敬的日本访书缘起，跟近代名人黄遵宪有一定关系。当时的黄遵宪在日本使馆做参赞，某天，两人无意间在大街上碰到了，聊天过程中，黄告诉杨，日本的书，市面上有不少中国的古刻本与写本，如果有条件的话，要想办法去收集一些中国失传的古书。杨听到了黄的这番话，于是开始到日本的古旧书店去看书。

那个时候，正赶上日本的明治维新，社会上的主流意识，是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日本受中国传统影响至深，经过反思，日本人认为，这种传统，妨碍了他们的整体进步，于是对中国传统文献几乎是彻底放弃。以此产生的结果，是把历代珍藏的古书全部像清垃圾一样，卖到了古旧书店。货源的大量涌现，而买家又迅速减少，致使书市上的中国古书价格一落千丈，而此时杨守敬却开始了他的收书之旅。这样的好运气，羡煞天下爱书人。

在这里看到了菊湾字样，让我颇感激动

日本有收藏中国古书的传统，自隋唐开始，日本人整船地从中国买书，再加上日本国几乎没有受到过外族占领本土的侵略，这两个原因，使得日本保留下许多中国已经失传的文献。而这些珍藏了千百年的文献，能够大批量出现在书市上，这样的好机会，的确千载难逢，于是杨守敬开始大量购买。然而，杨守敬毕竟是一位使馆工作人员，收入当然有限，古书再便宜，累加到一起，也是个大数目。杨认为，他想要买到更多的古书，则必须要想出其他的妙招。

因为杨守敬本来就对书法很爱好，他在北京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只要有时间，他就到琉璃厂去收书和买碑帖。杨守敬买书也是个疯狂的人，他在同治二年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时，竟然从琉璃厂买下了一车的书，科考落榜，他准备返回湖北时，则发了愁。

陈琦说，这片绿地以前也是菊湾

那个时代，飞机、高铁当然没有，把这一车书运回湖北，当然是很艰难的一件事，但杨守敬还是想出了办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雇一三套车，老马瘦骡，本不堪长途，又加以久雨泥泞，沿途雇马骡牛帮驾，中途又买一骡，未至（湖北）樊城，骡复毙。每日半夜未能抵站，辛苦万状，幸出都时尚有百金，至樊城已罄尽，假贷同行者，由襄河展转至沙市而归。”为了运输，竟然把骡子都累死了，可见杨守敬爱书疯狂到了什么程度。

后来的几次在京考试期间，杨守敬仍然在买书，但此时他又开始大量地购买碑帖，同时也为了研究古文字，他也开始买古钱和古印。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对他所购之品进行研究，他竟然把这些碑帖和古印带到了日本。他带到日本的数量很是巨大，仅碑帖拓本就有13000多册。这个数量可谓巨大，他带这么大量的拓片前往异乡他国，似乎不应当只是为了作为自己学习的材料，因为我知道，13000册的碑帖将会是怎样大的一个体积。他的动机暂且不猜了吧，但结果不知道是否出他所料。他在跟日本书法界人士的交往中，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这些收藏，日本人对他的这些藏品大感兴趣，由此让杨找到了买书钱的来源。他在买书没钱的时候，就用自己带去的这些碑帖、古印换书，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成就了自己的购书大愿。

《望堂金石记》影刻杨守敬藏章

可是日本人为什么愿意拿古书来换他这些碑帖呢？其实这里头也有个缘由。日本的书法界受中国影响很深，近千年来，书法的学习主要是通过法帖，这也就是所说的帖学，与之相对的则是碑学。因为乾嘉学派对于古文献的研究，使得金石之学大倡，而书法界也可能是受学界的影响，开始关注古碑。经过包世臣的提倡，北碑之学渐成书法界的主流。而杨守敬在日本之时，也是向日本书法界大讲碑学，经过他的努力，日本书法界的风气，迅速由帖学转为了碑学，正因如此，杨守敬被日本书法界称之为“杨守敬旋风”。连带的结果，也使得他携带的大量碑帖价值腾升，所以他说：“幸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见，又古钱、古印为日本人所羡，以有易元，遂盈筐箧。”

菊湾全貌

其实我最好奇者，是杨守敬从未去过日本，那个时代的消息来源，远不如今天这么便利，他何以能够了解到日本书法界的情况？退一步讲，既然他提前了解到了，那他所知道的结果，是日本人还没有接受碑学，那他哪里来的勇气，要带着如此数量之众的碑帖，前往一个无人赏识之地，难道他有必胜的信心，觉得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地改变一个国家的风气？他真是一个胆大如卵的人。转念一想，我又联想到他当年用牛车把一整车书千里转运的经历，那个时候，他仅25岁，就能干出这等疯狂之事。而他到日本访书的时候，已经43岁，虽然增加了一些阅历，但他那勇往直前的性格，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

今日的路名

但日本人也不傻，没过多久就感觉到，让杨守敬这样疯狂地买下去，很多好书就再也见不到了。更何况，虽然散出来的书很多，但真正的好书永远是少数。经杨守敬的这一番扫荡，市面上的好书，迅速就紧俏了起来，价格迅速攀升，以至于让杨守敬感慨道：“余之初来也，书肆于于旧版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购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视为秘籍，而余力竭矣。”

他说当地人本来并不重视古书，经他这一番抢购，让当地人也跟风，致使市面上的好书很快少了下来，而书商哪怕征集到一部嘉靖本，也觉得得到了珍宝，价钱自然可想而知，这让他难以再接着买下去。但杨守敬很是达观，他认为，即使如此，自己的行为也带起了好的风气：“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这种“得鱼同一乐，何必我持竿”的达观，真让我倍感佩服。

火炬路的另一半叫都府堤

对杨守敬的日本访书，严佐之先生总结出了如下几点伟大意义：“杨守敬开了近代学者海外访书活动的先河，沟通了日本藏书界文献信息交流的渠道，拓宽了中国文献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并打通了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新领域。”这几句话，高度概括了杨守敬日本收书的价值所在。对杨守敬的这个举措，在早年也有不同的解读，比如1929年4月6日的《申报》上，有一篇文章名字是“记杨守敬报复甲午之役”。仅这个文章名拔起的高度，就超过了文革语言中常用的上纲上线。这篇文章的署名是“觉迷”。文章中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挥不去的伤痛，而“杨守敬以彼日人侵略吾主权、侵略我土地，吾以弱国，处以无可奈何，虽于不惜倾其家产，而于无形之中侵略其文化，以为报复地步，是其眼光之远、用心之深，实使吾人钦佩者也！”把访书活动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解读，甚至能品出阶级仇、民族恨，这位觉迷有当政治家的潜质。

朱墨套印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

杨守敬日本访书的第二大成果，则是《古逸丛书》的刊刻。这部书其实是杨守敬协助满清驻日本公使黎庶昌所做。可能是受杨守敬的影响，黎庶昌也开始在日本买一些中国失传的古籍。因为所收之书都是孤本，因此黎、杨二人决定，将这些书刊刻出版，以使这些书化身千百。于是，他们就边访书边在日本寻找水平高的刻工。

古逸丛书本《谷梁传》书牌

杨守敬不但有很好的鉴赏力，他做事也很认真。在刻书的过程中，杨守敬经常到刻工的家里去审查刻版的效果。一般而言，要检查刻版的质量，首先要将版片用纸张刷印出来，通过印样来确定版刻的优劣。但杨守敬却有独特的本领，他检查版样，不用做刷样，直接看木版原片就能分辨出好坏。他的这个本领，让日本刻工有些不服气。某天，刻字店的主人跟杨守敬说，这里摆放着18张版片，其中有一张是这里18位刻工中的师傅刻的，你能不能仅看版片，把这张师傅刻的版片挑出来？杨守敬逐一看过之后，果真挑出了那张师傅所刻者。这让在坐的刻工们掌声如雷，认为这是神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而第二天的报纸，也刊载出了这段轶闻。

杨守敬找到的刻书坊是木村嘉平。这个木村嘉平，五代都是日本的刻版名家，而每一代都叫同一个名姓，而杨找到的则是第四代。木村嘉平所刻之书确实很漂亮，他给杨守敬所刻的几种《古逸丛书》零种，我陆续都已收得初印本，以我的眼光看，其中刊刻最漂亮的，应该是《谷梁传》。

《谷梁传》木村嘉平刻书牌记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陆昕家看书时，他给我出示的第一部书，竟然也是这部《谷梁传》的美浓纸初印本，于是我二人兴奋地讨论起来此二书的绝妙之处。这种朋友间的慧心，最让人感到惬意。而这第四代木村嘉平，却年仅28岁就意外去世了，这让杨守敬很是哀伤，杨守敬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此文的第一段就是：“木村嘉平者，日本梓人第一。余为遵义黎氏刻《古逸丛书》，中有影宋本《谷梁传》，最难措手。乃以属之嘉平，逾年刻成，意出原本上。藩伯寅司寇称为：‘自有天地以来，未有如此之精者。’”杨守敬的这段评价确实很高，他认为木村嘉平的刊刻水平是日本第一。他同样认为，木村嘉平给他所刊刻的《古逸丛书》中，最出彩的一部是《谷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