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玮：草体、草书兼论草圣张芝

草体和草书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尽相同的书学概念。草体是相对于正体而言的，是正体字的潦草快写，是所有潦草写法的统称，也就是篆、隶、楷书以外的一切潦草的字体统称为草体。正体字具有正规和标准的基本含义，它点划清楚，结体端正，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样式。而草体字出于实用的需要，相对来讲没有严格的规范，书写比较随意，点画、结体因人而异，变化的弹性较大。我们根据其潦草的不同程度或不太潦草、或很潦草等等划分为若干等级。草书，就是草体的若干等级中的一种。草书不是随意而写的，草书带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具有严格的规定性。因此，草体是种概念，而草书是属概念。

汉末草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先秦的草体相当幼稚，潦草的程度也不大。八分书以前的隶书，实际就是篆字的草体。秦汉以后，字越写越潦草了，为了加以区别，于是艺术的草书出现了。汉末草书的出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欣赏功能和草书的艺术化。

草书的出现，也意味着书法在一定意义上艺术化的成熟。换句话说，书法之所以变成了艺术，就是因为汉末草书的出现。草书的出现，使得书法真正成为一门“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艺术与实用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过去人们学习写字是为了实用，汉末草书的出现，人们把目光聚集在书法艺术的创造上了，于是在汉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草书艺术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时代造就了草圣，于是张芝出现了。因此，张芝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

张芝（？～约192年）字伯英，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他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张芝的草书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与活力。张芝获得“草圣”的殊荣，一方面是时代背景呼唤草书名家问世；另一方面是张芝勤苦努力的结果。这个勤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勤苦，汉末人们练习草书的勤苦程度，后人是难以想象的。张芝作为勤苦的代表，早已名垂史册。传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把水池子都给染黑了，于是，后人就把学习书法叫做“临池”。就连书圣王羲之，在勤苦方面也自叹不如。

东汉末年，世道荒乱、人命微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皇室贵族奢侈荒淫、宦官专权奸臣当道，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故非盛世。然而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对于书法来讲，迎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潮，是一个字体、书体、书家流派等“大爆炸”的时代。真、草、隶、篆，八分、飞白等各种字体，都在此时蜕变而走向成熟，天下人学习书法的热潮，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尤其是真正意义上草书的出现，完成了中国书法美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课题——纯粹意义上的线的自由运动，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有价值、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举国上下学习草书时所投入的热情，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要了解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请看汉末赵壹的《非草书》。

一部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以汉末赵壹《非草书》开场，到清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落下帷幕，其间有众多的学子为中国书学添砖加瓦，不断丰富其内容，从而铸就了蕴含深厚、独具东方艺术特色的理论宝库。但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回味无穷的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开场锣鼓，是在对书法艺术的一片指责和讨伐声中拉开序幕的，又在一片激情飞扬、对传统帖学的革命的呐喊中落下了帷幕。赵壹的《非草书》一方面攻击新型的草书字体，另一方面他又对一些细节作了形象的刻画。通过赵壹的叙述和详细描写，我们能从他的悖论中得到很多启示，同时我们又仿佛目睹了一场生动、形象、真实的汉末学子们学习草书的动人场景。

汉末草书普及程度是惊人的，赵壹的《非草书》中说：“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从七岁儿童开始，不分老幼，“苟任涉学”，学草书，不学史籀大篆等正规字，都学杜度、崔瑗的草书。可见当时学草书已经蔚然成风。

学习草书的勤苦程度，赵壹作了极为生动形象的描写：“专用为，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在这种全民学草书的大环境下，张芝勤苦学习书艺以至如醉如痴的精神状态：“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卫恒《四体书势》中语），就不难理解了。

草书既然是艺术，艺术就是与实用无关，艺术本身就与实用无关。草书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这一点赵壹在指责草书没有实用价值时说得很到位：“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亦无损于治。”汉代举士的四种科目，据《通典·选举一》记载：汉武帝下令：各郡国举孝廉一人，限四科：一曰：德行高洁、志节清白；二曰：学通修行、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因此，汉代的知识分子走上仕途，在被别人举荐的时候，并不考察他的书法，尤其不考察他的草书写得如何，所以赵壹才有上述话语。选举制在南朝略有变动，四科改为：儒、玄、文、史，即儒学、玄学、文学、史学。直到唐代的四科取仕，身、言、书、判，才使得书法遒美与仕途挂起钩来。

由于赵壹受时代的局限，他没有分辨出应用的草体和艺术的草书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他混淆了实用的草藁书与艺术的草书之间的界限，于是他对当时人们写草书时的状态不甚理解：“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假如是为了忙于事物的应急，在实用中草书应该是快写的，而赵壹对书家们的草书写得并不快，不但不快反而很慢感到疑惑。于是，他进一步感叹：“失指多矣”。

在赵壹的眼里，人们全神贯注于草书的学习，将动摇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一旦人们都去学草书了，儒家经典将大受冷落。“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就像赵壹的同乡著名学者梁孔达、姜孟颖这样的彦哲，都跟着张芝去学习草书了，还有谁去制经典？“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

通过上述对赵壹《非草书》的分析探讨，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自然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动植物品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就会产生特殊的文化人才。张芝的出现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可孤立的看待张芝的存在。

张芝草书是从崔瑗、杜度之法中来，赵壹的《非草书》中说过类似的话，唐人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由此可见，他学崔、杜之法，但不拘于成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造了笔走龙蛇的“一笔书”。但是有关张芝的史料简直少得可怜，《后汉书·张奂传》仅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西晋书法家卫恒著《四体书势》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皆称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今天了解张芝的情况，只能从这些零星材料的一鳞半爪、只言片语中获取点仅有的信息。

至于张芝被奉为“草圣”的说法，却是由来已久。三国时魏国书法家韦仲将认为：“杜氏杰有骨力，而字划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之，转精其巧，可谓草圣。”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对张芝书法评价尤高：“顷寻诸名书，钟（繇）张（芝）信为绝纶，其余不足观。”“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唐代张怀瓘、孙过庭等书论名家，皆肯定了张芝“草圣”的地位。

张芝的书法作品，由于时间太久远了，几乎没有传世墨迹存世，就是翻刻的作品也是寥寥无几。张芝的作品在《淳化阁帖》中，收有五帖三十八行，这些也都是后人的摹刻本。张芝著有《笔心论》五篇，可惜早已失传。张芝与钟繇都是汉末著名的书家，人们尊张芝为“草圣”，奉钟繇为楷书之祖，书史上并称“钟张”。然而他们又都没有真实可信的书法真迹流传于世，他们的“圣明”如何启迪后人，如何指引人们走向成功之路，后人从他们那里到底学些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是那么具体和清晰了，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变成了心灵追慕向往的偶像和遥祭膜拜的神灵，逐渐变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企及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