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好字无忧

内容提要：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关键词：汉代；蔡邕；家世；生平；董卓；王允；胡广

引　言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他生于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因董卓被诛受牵连，下狱而死，享年六十岁[1]。他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蔡邕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举凡碑诔、辞章、史志等，靡不精通；他工书擅画、精于音律，兼及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无不博洽。在文学上，他的碑诔、辞赋、诗歌等，对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及以后的作家都有直接影响；在史学上，他立志撰集汉事，不仅参与了《东观汉记》(1)的编撰，还亲自撰写了十志、《独断》(2)、《月令章句》等著述，给后来修《后汉书》诸家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还擅长书法、绘画、音乐等，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代表着东汉时期的最高水平，不仅绝冠当时，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在《后汉书》中，蔡邕的传记占据了最长的篇幅，足以见证范晔及南朝时人们对他的重视程度。

总体来看，当前对蔡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对于其人其文，学界还缺乏系统的、整体的全面关照，不仅缺少总体性的研究专著，对他的文学成就，也缺乏客观的评价。本文以细致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了蔡邕的家世及生平，力图为客观评价蔡邕及其文学成就、摈弃前人有嫌偏激的论调、准确认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进一步研究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1、生不逢时：蔡邕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蔡邕生于东汉末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战乱频仍、灾祸不断的时期。首先，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十分频繁，据《后汉书》、《东汉会要》、王先谦《后汉书补注》等相关资料统计：东汉195年的历史中(25-220年)，共发生自然灾害达211次之多：其中地震50次，旱灾49次，水灾49次，蝗灾39次，瘟疫14次[2]。仅汉安二年九月至建康元年正月(143-144年)的五个月中，凉州就地震180次，山崩地坼，房屋倒塌，人畜死伤无数(3)。其他如旱灾、洪水、蝗虫、瘟疫等频频爆发，生民凋敝，困苦不堪。与此同时，外戚与宦侍在争斗中迭握政权，重大的宫廷政变屡有发生，也是东汉自和帝以来政局的特点。自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因拥立顺帝被同日封爵，继而单超等五名宦官联合朝臣翦除大将军梁冀被封“五侯”；进而有曹节、王甫等十七名宦官因诛杀窦武和陈蕃而晋爵封侯。至灵帝末年时，汉初数目不超过十四人的宦官，已膨胀至两千人(4)351，而灵帝则公开视宦官为“父母”[3]，他在位的二十二年(168-189)，不仅是宦官在东汉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也是对党人打击、禁锢最为严厉的时期。闇主权阉、剥割萌黎，已经达到了极限，《后汉书·董卓传》亦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3)”

蔡邕正生活在这一时期，他生于顺帝阳嘉二年(133)，死于献帝初平三年(192)，享年六十。灵帝在位的二十二年时间，正值蔡邕的中年(自三十六岁至五十七岁)，也是他一生的黄金时期。蔡邕早年曾数次婉拒了出仕的机会，直到灵帝即位的第三年，建宁三年(170)才应乔玄之辟，开始了他多灾多难的仕宦历程。而此时，正值外戚在和宦官的斗争中逐渐败落，权阉擅权，政治黑暗，世乱已呈，一面是黄巾已起，一面是豪强割据，时局危如累卵。作为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期望匡时救世的士大夫来说，蔡邕意欲有所作为，可谓是生不逢时，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5)”以自己的学识、才华以及名气和地位，蔡邕势不可免地受到了牵连，被卷入复杂的政治风云和争斗中。他的一生，名高难隐，随乱世浮沉，动荡而多舛，两仕两隐，两次下狱，最终受董卓的牵连，死于王允之手。

2、“世载孝友，重以明德”：蔡邕的家世

蔡邕是陈留圉人，其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蔡氏一姓见于《史记·管蔡世家》，周文王第十四子蔡叔度生蔡仲明，受封于蔡，其后嗣遂以蔡为姓。至汉代，蔡氏已发展成为一个忠孝素著的名门望族。自西汉高祖时，蔡邕的十四世祖蔡寅，就因赫赫战功而被封肥如侯，相关史籍记载如下：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肥如敬侯蔡寅。”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四：“前书《功臣表》曰：肥如敬候蔡寅，以车骑将军破龙且及彭城侯千户。邕之始祖也。”《元和姓纂》卷八：“周文王第十四子蔡叔度生蔡仲明，受封蔡。后魏赵所灭，子孙以国为氏。晋有蔡墨，秦相蔡泽。《汉功臣表》：肥如侯蔡演，演玄孙义。义玄孙勋，后汉为长安邳长，后征不起。勋曾孙携……携生棱、质，棱生邕，质始居陈留。(6)”

蔡邕的六世祖蔡勋，字君严。王莽时曾被授以厭戎连率一职，他立志不仕二姓，携家人逃进深山隐居，后来受到了后汉光武帝的嘉奖，《后汉书·蔡邕传》载：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3)。

蔡邕的祖父蔡携，字叔业，顺帝时曾以司空高第迁新蔡长。蔡邕的父亲蔡棱，品行清白，字伯直，被命谥曰贞定公[4]。蔡邕的母亲袁氏，也出身于阀阅之族，乃司徒袁滂之妹。他的叔父蔡质，字子文，灵帝时曾任尚书一职。

这样的家世，正如蔡邕自己在《祖德颂》中所称的“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率礼莫违”(7)3。他自己也曾撰文，追述先祖功勋懿德，称：“岂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

3、才高命舛，两仕两隐：蔡邕的生平

3. 1　博学笃孝，师事胡广：素有令名的青少年时期蔡邕从少年时即有令名，他较早丧父，母亲也曾卧病三年，虽然时尚在“童蒙孤稚”之年，他也不解禁带地侍奉病母达七旬之久，母丧之后，他又庐墓守孝，“动静以礼”，有“菟扰其室，木生连理”的奇观，甚为时人称颂，《蔡邕传》云：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3)。

父母丧后，蔡邕依叔父生活，叔父蔡质，灵帝时曾任尚书，他们叔侄间感情十分深厚，《蔡邕传》称他“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他自己《与人书》亦道：“邕薄祜，早丧二亲。年逾三十，髩发二色。叔父亲之，犹若幼童。居则侍坐，食则比豆。”蔡质于典章制度亦有一定研究，他著有《汉官典职仪式选用》[5]一书，故史学对蔡邕来说，可谓有一定的家学渊源。

蔡邕年少时，即显示出了“通敏兼人，举一反三”聪慧过人的资质[6]，史传称他“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大约在二十岁时，他师从胡广学习，胡广“达练事体，明解朝章”，曾为王隆所作《汉官解诂》作注，并将“所有旧事”交付于蔡邕，蔡邕修史曾受到过他的直接指点和严格教导。在《车驾上原陵记》一文中，蔡邕记载了自己上原陵的见闻，并认为：“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7)151”胡广回答“子宜载之，以示学者”，蔡邕退而记事，并撰写了《独断》一书(8)。光和元年，蔡邕四十六岁时，被髡钳流徙朔方，他在《戍边上章》中自述：

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7)274。

可见蔡邕续修汉史的志向早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萌发，并开始着手准备了，他收集资料、修撰汉史等作为都与胡广的影响密不可分。《独断》一书中也多处提到“太傅胡广曰”，不仅注明了这些见解的出处，也证明了蔡邕对胡广史学的传承和发扬。

3. 2　“则善戒恶，翩翩独征”：隐居乡里时期

延熹二年(159)，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人联手，诛杀了大将军梁冀，尽灭其族，单超等五人因此功而同日封侯，世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这一事件，是东汉历史上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余英时指出：

东汉之政治，自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以降，大抵为外戚宦官迭握朝政，且互相诛戮之局，然略加深察，又可分为二大不同之阶段，而以延熹二年(一五九)，即桓帝与五宦官诛梁冀之岁为其分水线焉。前乎此，外戚之势为强，后乎此，则阉宦之权转盛，而东汉之士大夫亦遂得在其迭与外戚宦官之冲突过程中逐渐发展群体之自觉。东汉外戚之祸极于梁冀之专权，士大夫之形成清流集团似亦肇端于此际，至其后于宦官争斗时之结党，则是更进一步之发展耳(9)288。

这一年，蔡邕二十七岁，他善于鼓琴的名气，为新近得势的宦官徐璜、左悺等人所得知，桓帝遂召蔡邕入京为之鼓琴献艺。而在此不久之前，朝中士大夫和宦官集团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白马令李云和弘农五官掾杜众等人因直谏下狱而死，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也因上疏营护云、众二人获罪，被免官归乡。《后汉书》卷五十七《李云传》曰：

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3)。

事实上，以蔡邕的名气才华和家声师承，他入仕为宦乃是迟早的事情。但他也没有料到，自己的首次应诏入京会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而且是以技艺觐见，并不是他深为自负的经史等学问进用。迫于陈留太守的督促发遣，蔡邕极不情愿地上路了，一路上他尽量拖延时日，恰巧又遇上霖雨数月，道路阻断难以前行，他遂四处游历，观览古迹，并写下了《霖雨赋》、《述行赋》等篇章记录一路的见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沿途所见，一面是遭受霖雨水灾时的凄惨景象，生灵涂炭、百姓冻馁、死伤无数；另一面却是桓帝新修的宫殿，赫然天居、万方并集、穷于巧变。此时的蔡邕，对国家朝政充满了忧患，他满心的愤懑和悲怆，都倾泻在文字之中，他在《述行赋》中写下了极其沉痛的语句：

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并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7)32。

行至偃师，离京都洛阳已经只有几十里路了，蔡邕终于找到了借口称病辞归，就这样，他将自己首次奉召入京的行程结束于距离京师只有咫尺之遥的偃师。他宁肯隐居乡里，在家闲居玩古，也不愿意应“五侯”之辟，与之苟合。蔡邕首度奉召入京的行为，清晰地凸显着他的一种自我身份标识，即自觉以士人身份与宦官阉竖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终其一生，他也从没有逾越过这一界限。然而，这种自视清流、自觉抵抗宦官势力的意识，也为他招来了祸害，成为他多灾多难人生历程的重要诱因。

这次沿途的所见所闻，催生出了《霖雨赋》、《述行赋》等作品，充分体现了蔡邕忧国忧民的意识，他也因此被鲁迅先生誉为“一个有血性的人”。确实，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明白了蔡邕的“取死之道”，就能理解他绝非一个老学究，而是一个有着深重忧患意识的青年士子。

此次蔡邕回乡，共隐居了十年(159-169)时间。在此期间，他曾被州里征辟，他再次将入仕的机会辞让与同郡申屠蟠，在《辞州辟让申屠蟠书》中称：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7)138”

自己则闲居玩古，并撰《释诲》一文表明志向：“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7)54”表明自己深感世俗名利之隐患，虽已成“华颠胡老”，仍志在隐居。《释诲》实乃蔡邕的明志之作，也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作品，故范晔撰写《后汉书·蔡邕传》时，将《释诲》全文收入。

3. 3　斥言金商，名动天下：中年入仕的经历

建宁三年(170)，蔡邕终于应司徒乔玄之辟出仕，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乔玄对他也甚为敬重。此后一段时期，他在仕途上较为顺利，“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3)”到光和元年遭遇金商门之祸时，蔡邕一共在朝九年。其间，他完成了几件于后世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

其一，他从灵帝车驾上原陵祭祀，从这一制度中体察到了明帝的纯性至孝，这些思想正好和他心目中对孝道的理解相吻合，以此事为出发点，在太傅胡广的启发下，他将这些典章制度记录下来，编成《独断》一书，并在日后漫长的时日中逐渐补充完成。《独断》是蔡邕在撰集汉事过程中所记的部分史学札记[7]，其中多“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10)”，被四库馆臣誉为“考证家之渊薮”。

其二，这一时期蔡邕还倡议并参与正订了《五经》文字[8]。《后汉书·宦者列传》称：“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3)”蔡邕深感“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他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上书“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的许可之后，蔡邕以自己在经学和书法上的造诣，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这一任务，他“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

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刚柔相济，雍容典雅，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不但在当时被奉为经学和书法的双重典范，且流风所及，至为深远。南朝梁武帝《书评》评论曰：“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认为：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11)。

其三，这段时间也是蔡邕全面致力于汉史修撰的时期，他“得备著作郎”，在东观著述，《戍边上章》一文称“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并主动承担了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史才的信心，“其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蔡邕承担了《律历志》这一部分，但由于律历涉及天文、术数等方面，道至深微，具有较大的难度，他上表请求长于用算的刘洪与自己一起共同完成任务，“与共参思图牒，寻绎度数，适有头角。”至金商门之祸前，十志已基本完成[9]，后来他流徙朔方时将其附在《戍边上章》中，一并呈给了灵帝。他的《圣皇篇》和《女史篇》、《班固〈典引〉注》等，或也作于这一段时间。《隋书·经籍志》在《劝学篇》下有注云：“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其中《圣皇篇》见《法术要录》卷七《书断·飞白》：“案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垔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从与之并称的《凡将篇》、《太甲篇》等书来看，《圣皇篇》、《女史篇》或是同一类的字书。《班固〈典引〉注》一卷，尚保存在李善注本《文选》(12)中。

其四，这段时间，蔡邕在政治上也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不仅与党人多有交往，也积极地对朝政事务发表个人见解，他屡次上书言事，针砭时政、抨击奸佞，他的《历数议》、《荐皇甫规表》、《陈政要七事疏》、《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议》、《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答丞相可斋议》等章表、封事，皆出自这一阶段，充分证明蔡邕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才华出众，同时也是一位具有相当政治眼光的士子。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蔡邕，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言论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党人色彩，这些，与他和郭林宗、度尚、羊陟、胡母班等人的交往具有密切联系。

光和元年，正在蔡邕忙于编撰汉志、上书言事的时候，由于灾异频现、祸难不断，灵帝召杨赐、蔡邕等人至金商门答诏问灾异，蔡邕一一切言直对，引起了灵帝的重视，特诏他进一步言事，在帝王一句“博学深奥，退食在公”的赞扬下，蔡邕遂“感激忘身”，将自己所想所见，一一陈述出来。其中，他还明确斥责了几位他视为“国蠹”的奸佞之徒和尸位贪浊的大臣，这封“皂囊密封”的封事，被别有用心的宦官曹节、王甫等人泄露了出来。一时间，“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在这些人的联合营构之下，蔡质、蔡邕父子遂以阿附党人、诽谤公卿的罪名下狱，几遭弃市，幸而经过大臣卢植、宦官吕强等人上书营救，得以保全性命，全家髡钳流徙朔方。

一场横空而至的灾祸，使蔡邕从东观著述被打入了洛阳狱中，继而又流徙到边远荒郡朔方，此时，最让他难以割舍的，则是自己续修汉史的事业。在徙所边患不断、“烽火不绝”的情形下，他担心自己史志成果会被毁坏、湮灭不传，遂呈上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章表，将已经大体完稿的汉史十志附在《戍边上章》后面，上书灵帝：

臣所在孤危，悬命锋镝，湮没土灰，呼吸无期，诚恐所怀随躯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臣初被考逮，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按请，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识一，所识者又恐谬误，触冒死罪。被沥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留神省察(7)275。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自己多年心血成果的珍惜，出于对续修汉史这一事业的渴望，身在流徙之地，蔡邕仍然恳求“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诏明国体”，甚至达到了“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的地步。《戍边上章》一文，真实地表达了蔡邕此时的心愿，辞诚意哀，饮恨黄泉，死而无憾，其辞之哀，意之切，虽后世《出师表》、《陈情表》等文亦不能过之。

同时，蔡邕居于朔方，也没有废止自己的著述，他撰写了《月令章句》等篇章，并在《月令问答》一文交待此书的写作缘由，曰：

亦自有所觉寤，庶几颇得事情，而讫未有记著于文字也。惧颠蹶陨坠，无以示后来聪直君子，而怀之朽腐，窃诚思之(7)534。

由此可知，《月令章句》作于流徙时期，在这种“危险凛凛，死亡无日”的处境下，蔡邕对著述一事的坚持显得尤为执著，可见儒家立言不朽的思想对他的浸润之深。

3.4　“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流寓江海的十数年

金商门之祸，对蔡邕的打击可谓极大，不仅下狱濒死，全家髡钳徙边，在流徙的途中，酷吏阳球还派人追杀他，到了徙所，阳球又一次贿赂长官，意欲对其加害，幸好蔡邕素来的好名声感动了刺客，才免于一死。

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阳县(3)。

此时的蔡邕，对被汉代人反复吊咏过的三闾大夫屈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曾作有一篇《吊屈原文》寄寓自己的感受：

迥隔世而遥吊，讬白水而腾文。……鸋鴂轩翥，鸾凤挫翮。啄碎琬琰，宝其瓴甋。皇车奔而失辖，执辔忽而不顾。卒坏覆而不振，顾抱石其何补！(7)301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对蔡邕来说，“顾抱石其何补”，不仅是他对屈原人生的理解，也是他对个人遭遇的一种解脱和释然。此时，他对政治已经丧失了希望和信心，唯一不能放下的，是他续修汉史的事业。

《戍边上章》一文连同蔡邕所附上的汉志十志，使灵帝略生恻隐惜才之心，次年大赦党人时，流放九个月的蔡邕终于被赦免，将返回本郡。然而，就在五原太守王智(中常侍王甫之弟)为他饯别的酒宴上，他断然拒绝了王智的示好，当众拂袖而去。这种丝毫不容苟且的态度激怒了王智，“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3)”又一次招致了内宠的忌恨，受到诬陷的蔡邕不敢回归陈留本郡居住，只能亡命江海，流寓异乡长达十二年之久。幸好就在他流亡不久，金商门之祸中欲致蔡邕叔侄于死地的大臣刘郃、阳球等人，因谋诛宦官一事败露而被下狱处死。随着主要政敌的死亡，蔡邕的生活处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他大致结束了“无饷不饱，永离欢欣(7)303”的状态，在泰山羊氏等亲友的资助下，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存空间。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容形。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讬君素，雌雄保百龄(7)305。

《翠鸟诗》中所表达的，正是他此时较为轻松愉悦的情绪，这一只栖息于庭前石榴树上的翠鸟，也象征着逃脱了仇敌追杀的蔡邕自己。但远离了东观的藏书，他续修汉史的事业无法继续进行。

流寓江海的这十多年间，蔡邕不仅遇到了很多奇书奇事，他自己也留下了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趣闻轶事，乐于撰集名士风流的南朝人将其记录下来，进而给他的生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息。在吴地，蔡邕留下了不少关于音乐的佳话，他得遇焦木而制作出绝妙的乐器“焦尾琴”；他赴宴席时，隔窗闻琴音而感知杀机，遂中途回旋；他曾入青溪访问世外高人，得《琴操》及琴谱而传于后世；他入嵩山而得古人隶书，使自己的书法进一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感叹于晚辈后进的聪慧，将自己的名字送给了弟子顾雍。这些奇闻逸事，被尚奇崇异的六朝人记录下来，以正史、别传、逸史的方式保留在典籍中，进而给这位旷世逸才的形象蒙上了一层传奇性的色彩。重要的是，他在会稽时，得遇《论衡》、《诗细历神渊》等，这些奇书，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带来很多全新的思想观念，使他对人生种种不平待遇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对曾深信不疑的神学和谶纬，他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而《论衡》一书，也随着蔡邕的青睐而传播开来，成为当时和稍后士人们心目中的“奇书”。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戏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3))

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后汉书·王充传》注引《抱朴子》(3))

从《蔡中郎集》中，我们看到他时刻都还在朝廷高官的视野之中，他常常参与这些家族中人的葬礼，并应命撰写了典丽富瞻的碑诔铭诰等丧葬礼文，凭他此时的名气和声望，想要回到朝廷中谋求官复原职，也并非难事，但对蔡邕来说，“穷则独善其身”则是在宦官持续专权时期最好的选择，他对大汉王朝的那份赤诚和忠心，已经永远地成了个人的历史。此时，他已近垂暮之年，却依然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隐逸田园。

3. 5　修史难成，身死名浇：从董卓强辟及下狱至死

“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不是中平二年(185)灵帝驾崩，外戚和宦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蔡邕可能就此隐居下去，终生与郭林宗、申屠蟠、姜肱等这类为他自己所赞颂的隐逸人士为伍。但随着外戚何进与宦官的斗争，董卓这位残暴贪忍的军阀借机挟武力登上了汉末的政治舞台，他借口废掉了少帝，自立陈留王为汉献帝，将朝政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董卓一面为被宦官杀害的窦武、陈蕃等人平反，一面擢用党人、公卿弟子任职，摆出一幅除奸佞、安社稷、进党人的姿态，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借几个“名高”之士点缀粉饰自己的清流形象，他大征天下隐士为己所用。此时，饱经政治忧患的蔡邕，已经隐居多年，不愿应征，董卓软硬兼施，不惜以武力相威胁，《后汉书·蔡邕传》载：

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3)。

这是真正的暴戾强伉之徒，动辄威胁以武力灭其家族的军阀。对于蔡邕来说，“学富名高”亦是致祸的根源，董卓篡权后，强力逼迫，终于迫使他到任。这一介武夫，竟也十分看重他的才学，“厚相遇待，每集，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当然，董卓也只是借蔡邕的名气来装点门面而已，不会真的对他言听计从，蔡邕也知其“多自很用”，“恨其言少从”，深知董卓之辈难以久长，一直筹划着脱身之计。他曾对从弟蔡谷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兑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遗憾的是，蔡谷却认为：“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可见，名气太大，形貌异于常人，想要退隐遁逃也不是件容易之事。

这一次蔡邕在朝仅四年时间，到了初平三年，王允与吕布等人密谋除掉了董卓。正在王允大计告成、洋洋得意的时候，蔡邕这位迂直的书生还对此感慨万分，在王允面前发出叹息，“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王允“勃然叱之”，斥责蔡邕“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等多有营救，太尉马日磾则飞车驰往救邕：

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3)

刚愎自用的王允此时正欲树立私人威信，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蔡邕遂死狱中，年仅六十。士大夫等人只能喟叹道“灭纪废典，其难长久”，为蔡邕的遭遇而恸哭流涕。兖州、陈留间皆画蔡邕图像，称颂他“文同三闾，孝齐曾骞。”文学上将他比作三闾大夫屈原，孝德上视同曾参和闵子骞。

4、遭罹乱世，文多不传：蔡邕的著述

蔡邕乃东汉学术大家，他一生涉猎极为广泛，精通经学、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绘画，兼及天文律历、谶纬术数等领域，著述也十分丰富，《后汉书·蔡邕传》称：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3)。

蔡邕死于狱中，他身后既无可堪传业的子孙为之整理遗稿，又处于动荡不安的战乱时期，经过李傕之乱后，他的文稿多湮没不存，实乃学术史上一大憾事。《后汉书·蔡邕传》称各类文章有“百四篇”，或此时已有文集传世，范晔亦曾见过，故能知大体篇数，但《蔡中郎集》何时成书、由何人编撰，现已无从考证。《隋书·经籍志》(13)著录曰：“后汉左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注：“梁有二十卷。录一卷。”这样看来，《蔡中郎集》应在南朝即有流传。《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为二十卷。《宋史·艺文志》题作十卷。《郡斋读书志》卷十七别集类著录：“《蔡邕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别集类著录：“《蔡中郎集》十卷。”现今传世的《蔡中郎集》版本较多，就笔者所知，以明正德乙亥(1515)锡山华氏兰雪堂活字十卷本为最早，在这一版本系统中，《四部丛刊》本属最为常见。其他版本中，以杨以增海源阁刻本最为精审，许瀚著有《杨刻蔡中郎集校勘记》，今可见于四部备要本中；严可均辑本最为详备齐全；汪士贤校刊《蔡中郎集》(明嘉靖三十七年序刊本)等各本(14)。今人邓安生著有《蔡邕集编年校注》(7)一书，是迄今最为全面的一次对《蔡中郎集》的整理成果。

蔡邕的其他著述，有《独断》二卷、《月令章句》十二卷、《琴操》、《劝学篇》一卷、《圣皇篇》一卷、《女史篇》一卷、《圣草章》一卷、《今字石经论语》二卷、十志、《班固〈典引〉注》一卷等[10]。

5、结　语

纵观蔡邕一生，可谓多灾多难、命运多舛，无意为官而祸患随之，直言的代价便是十数年的流放，天纵英才却修史无期，只能沦落天涯，流落江海，下狱致死。鲠直而天真的知识分子身陷末世宦海，注定了祸患亦将随身。蔡邕的情况正是如此，他的一生，注定了将遍尝他自己在《释诲》中就已清楚表明过的种种祸患。他初时拒绝奉诏作鼓琴侍弄之臣，后又辞州辟让与申屠蟠，“闲居玩古，不交当世”，作《释诲》一文，讥讽“务世公子”“睹暧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专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败”的行为，高扬自己“眇翩翩而独征”的志向。但是，虽然明知乱世功名之祸患，但这样的博学之士，又怎么能够完全忘却世情、隐逸终老？何况才子总难免有些兼济天下的政治幻想，本着以学救世、拯溺扶危的理想，蔡邕终于受乔玄之征辟而出仕，官至议郎，著述东观。但在阉尹擅权的朝廷中，若不能苟且取容，便无容身之地。天真而率性的知识分子，涉足末世宦海，一如狂风疾雨中的小舟，任凭命运的簸弄，最终难免倾覆的结局，这是末代士子的共同命运，蔡邕亦不例外。他一时“感激忘身”，遂因金商门“答诏问灾异”而得罪，几遭弃市，九死一生，幸遇赦免，又被迫“亡命江海”十数年，原欲保全性命，终老泉林，但才高豹隐难，祸仍未已，为“高名”所累，被董卓胁迫为官，“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封侯晋爵，欲逃遁亦不能，及董卓颓败，复受累下狱而死，修史未成，“名浇身毁”。既知世事险恶却因“名高”而难隐，随一己之“意气”而进退，终招其辱，蔡邕的一生，乃是一幕乱世书生的命运悲剧。范晔的《后汉书·蔡邕传论》曰：“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3)”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八“顺帝”条则称：“蔡邕意气之士也，始而以危言招祸，终而以党贼逢诛，皆意气之为也。(5)”范晔和王夫之，一褒一贬，然而对蔡邕的命运悲剧，他们都以“意气”二字总结，可谓不刊之论。

*作者简介：陈海燕(1978-)，女(汉族)，湖北襄樊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及文献学研究。

参考注释：

[1] 关于蔡邕享年的详细考证，参见陈海燕的博士论文《蔡邕研究》，四川大学， 2009年。

[2] 数据转引自章曰春、韩晓娟的论文《自然灾害与东汉神学的嬗变科学与无神论》，载于《科学与无神论》， 2006年第6期。

[3]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曰：“(灵帝)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无所忌惮。”

[4] 《后汉书·蔡邕传》曰：“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李贤注引“邕祖蔡携碑云：‘……长子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发，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谥法》曰：‘清白守节曰贞，纯行不差曰定。’”

[5] 蔡质所著《汉官典职仪式》一书久已亡佚，清人孙星衍辑有《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见《平津馆丛书》。

[6]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曰：“《邕别传》曰：邕与李则游学，时在弱冠，始共读《左氏传》，性通敏兼人，举一反三。”

[7] 蔡邕撰写《独断》一书的动机及该书的内容、性质等，参见陈海燕的博士论文《蔡邕研究》，四川大学， 2009年。

[8] 蔡邕所正订是《五经》或《六经》文字，经学研究者对此论之甚详，详见《隶辨》卷七，也可参考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上册，第258、259页。

[9] “十志”在《后汉书》本传中作“十意”，当是汉桓帝名“刘志”，为避讳起见改称“意”，但蔡集各个版本中不尽一致，为统一起见，本文在论述中一律作“十志”。

[10] 关于蔡邕的著作及版本情况，刘跃进先生《蔡邕著述摭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2年第4期)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证，本文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