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董其昌，《明史》评价他“性和易，通禅理”，“终日无俗语”，俨然一个道貌岸然、与世无争之人。而且他的书画更是被康熙、雍正等捧上了天。

但真实的董其昌及书法又如何呢？

史书记载，董氏的劣行很多，董其昌做官后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国家有俸禄，自己有润笔，集富豪、乡绅和雅士于一身。

他生活骄奢淫逸，他曾用尽心思将一个同僚的孙女娶来做妾，并强暴了小妾的妹妹。他家有良田万顷，却极少向政府纳税。

为了扩建豪宅，他逼迫附近百姓搬迁。为了牟利，他开设妓院，《明史》称他“造娼院以牟利”。

上梁不正下梁歪，董其昌的儿子董祖常带家奴在松江地区奸淫抢劫，恶迹斑斑。由于民愤极大，有人将董氏父子的劣行编成《黑白传》，一时间在民间流传。

董其昌怀疑是一书生所为，将其捉来私设公堂万般凌辱，终使书生命绝。这还不算，董其昌还将书生的母亲和使女抓来，剥其衣服，“鲲其发，并及下身”。

民愤终于爆发了。

万历四十三年，怨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大火烧了董家府第，董其昌带着家人和奴仆连夜奔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民抄董宦”事件。这种恶棍似的书家，居然还能左右逢源，真是天理不明。但历史总会还原真实。

中国艺术的评判不外三个标准：美学的、历史的、伦理的标准。艺术本身的水平判断，经过历史的长期考验，还须以伦理的标准来衡量。如蔡京、秦桧、和珅、汪精卫等人，书法都不差，但人们从心理厌恶他们，没法建立正常的审美情感。

相反的，有些水平虽然略逊，但因为气节、品德等高尚，收到人们的推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黄道周、方孝孺、丁宝祯等，为民族利益而献身，慷慨就义，气冲宵汉，令人肃然起敬。

这些俊杰，谁不比董其昌高大、伟岸、鲜明?董书我素不喜欢，也有“恨屋及鸟”之嫌，但对中国艺术的喜欢，常常如此。马宗霍先生赞傅山草书“宕逸浑脱，可与石斋、觉斯伯仲”，这是非常中肯之言。经过历史之检验，我们应该赞同这一点。因为董氏比较得势，弟子众多。

近年来编书者多在经济发达之区，对于文化名人并不太多的上海大都市来说，挖掘像董氏这样的人物，可谓有些走火入魔，过分拔高，读来很不是滋味。

一生比较顺利的董其昌，根本就没有超脱的人生，其伪装出来的“超脱”与其人格之卑劣形成了强烈对比，让人感到可笑。他既没有王右军祖坟被毁的“痛贯心肝”、也没有徐渭身陷囹圄的“生死轮回”，更没有傅山的“亡国之痛”，所以，他的艺术很难深入到骨髓，没有生命之震撼，只有一种华美绵软、没有筋节的笔墨外形。映乏震撼的力量，这是我对其书法的认识，也许并不完全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