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另说303-379、307-365、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出身于名门望族，从曾祖王览与《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为同父异母兄弟，王览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从伯父王导官至太尉，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乘龙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内画家一丁内书黄庭经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话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荀侯帖》

王羲之的另一面

在多数国人的印象中，王羲之是一个近乎完人的“美男”与“酷男”，关于他的故事穿透千年的时空，而今仍然散发着令人咀嚼回味的余香。

“东床袒腹”，以这种今人看来纯属无礼放诞的方式来应对太尉大人派来的择婿使者，只能说明女这个人没教养，说明你根本就没把使者当回事儿，或者你从心底就不想做太尉家的女婿。可郗鉴这糟老头儿，偏偏就选定了王羲之，“正此佳婿邪！”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因为在那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袒腹”之举恰好自然而真实的表现出王羲之的名士风度，这不是装出来的，不刻意求雅反而自然至雅。当然，这件事还有另外的附加条件在，即它只能发生在上天垂顾的名门贵胄、与“(司)马共天下”的王氏子弟身上。换了桓温，换了陶渊明，任你功劳盖世，任你文采满天，任你孔武英俊，任你玉树临风，这事儿没商量。门第、出身，那可是马虎不得的大问题！

写经换白鹅，《晋书》称之为“任率”之举。喜欢白鹅，爱听鹅叫，既然是发乎内心钟情于斯的宠物，不弄到手绝对是一种精神的牵挂，甚或是心灵的折磨。所以，我很佩服山阴道士的聪明，他对王羲之的心理揣摩得很到位，于是“趁火打劫”，“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一篇《金刚经》，以王羲之书法的名气，所得银两能买多少白鹅？恐怕开个白鹅养殖场都大大富余。但人在天地间就是要活得舒展快乐，戚戚于黄白之物斤两分毫的得失，那多累！至于为老妪书扇，也绝对是出于一时的“孩子气”——当然其背后是对自己书法的绝对自信。这样做，多好玩儿！

王羲之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他那“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炉火纯青的书法。一方张冠李戴的墨池(当是张芝临池练字而令水青)，其精神的泉水在滋养了无数渴望有所成就的后人的同时，至今仍为山阴黎民提供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一帧难以见到庐山真面目的《兰亭集序》，演绎了多少荡气回肠、神秘幻化的故事，“死生亦大”四个字感慨万端，其对生命价值的追问所折射出的不为世俗同化的“我思”的独立意识，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馈赠。

任率自然，才高神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于是王羲之成了“圣”，成了“神”，在岁月长河的濯洗下通体玉翠，了无纤瑕。人们渴望过王羲之那样的生活，渴望成为王羲之那样的人物——尽管人们知道那样的时代环境早已一去不返；尽管人们知道，即便在魏晋，王羲之式的生活也只是少数贵族们的专利；尽管人们明白，自己在极大程度上成不了王羲之，但人们宁愿在灵魂深处保留这样的一个“乌托邦”，作为慰藉在奔忙中疲惫肉体的轻松剂，作为使自己栖息之所更加明亮的一盏长明的灯。

可以说人们心中的王羲之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王羲之，那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和精神图腾。历史上的王羲之除了上述人们熟知的“优点”(或者说他的“主流”)外，也有他的“缺点”。尽管瑕不掩瑜，但揭出来仍会让疯狂的“羲迷”们难以接受，所以我已做好充分的“挨板儿砖”的心理准备。

心胸狭窄，是王羲之的一个缺点。庆幸的是，这种缺点并不“泛化”，他不是对所有人所有事都如此。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矛盾的王羲之，一个对谢安、支遁、孙绰、许珣等众多名流能坦诚相待、契阔相与，真诚、豁达的王羲之，却在与王述的关系上小肚鸡肠、心怀戚戚、睚眦必报、诸多“小人”表现的王羲之。

王述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气远没有王羲之大。王羲之属于陈年的酒，一千多年醇香袅袅；而王述却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人们的距离渐行渐远，以至到了今天，没读过《晋书·王述传》或浏览过《世说新语》的人，基本上不知道王述是谁，更不知道这个王蓝田(其袭父爵蓝田侯)在当时也曾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从仕途履历及政治作为等方面来衡量，王述的指数要远远高于王羲之。

有人会说，是不是王羲之忌妒王述，所以才会因妒生恨，因恨而失去理智？也有人会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何必呢？揣测没有用，我们还是从相关的史实中去寻找二人“交恶”的蛛丝马迹吧。

王羲之与王述同龄，都出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王羲之在十三岁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大名士周顗“察而异之”，在名流聚会时的众目睽睽之下，亲手割了牛心炙先“啖羲之”，羲之从此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成年后，以耿直著称，又有书名，“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所以被从伯王敦、王导所看重。他与王应、王悦被称为“王氏三少”。注意，这个“王氏”指的是山东琅琊的王氏，也就是“与马共天下”的“王”氏。

而王述则是山西太原人。尽管太原王氏也是当时的望族，在西晋的时候也涌现过王济、王湛、王承(王述父，字安期)等风流人物，但风水轮流传，到了东晋，其难与正在风头上的琅琊王氏相比肩。尤其是王述，由于“安贫守约，不求闻达”，加上“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别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你王述居然无动于衷、不发一言，于是到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甚至被人误认为是“痴”，用今天的话就是“呆”，就是有点儿脑筋不够转儿，就是有点傻。

一个少年即美名满京华，一个年已而立仍“发傻”，加上门第的“现实优越感”，才高气傲的王羲之看不起发“痴”发呆的王蓝田，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世说新语·忿狷》载：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毫可论，况蓝田耶”

这王述脾气还不好，且不是一般的不好。和一个鸡蛋竟大动肝火至此等境界，若被王景愚改编成哑剧小品，绝对会逗笑至爆棚。你既不能口吐莲花谈玄论道旨趣高远，又不能手挥五弦妙手丹青雅雅致致，也没有“颓然如玉山之将崩”、到街上转一遭就能赚得瓜果满车的美妙姿容与神情，一个“三无”人士，只是凭了父亲的荫功便成了蓝田侯，脾气还如此暴躁、如此忿急！阿Q见了肯定会说一句“你也配”。即便你老子王安期，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大的名望，有这样的脾气都不能让人夸赞半句，更何况你这个“痴”货！小子，你就活着吧！

“闻而大笑”，羲之的开心、轻蔑、得意全包含在这简单的四个字中了。

但偏偏这么一个“痴”相公，后来却声名鹊起，远远超过了自己，王羲之的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儿。如果他能及时调整一下心理，能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王蓝田，或者他想一想“大器晚成”、“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类的俗语，也许心理会平静下来，理性、坦然地接受这既定的事实，从而以更加君子的表现来处理与王述的关系，那么，也许就不会有我这篇专揭古人之短的文章了。

评说古人、议论他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事不关己不知难，豁达、宽广的胸怀来自于多年的修炼，且成为“君子”历来是儒家的人格追求，可王羲之信奉的是天师道；更何况，魏晋时期任情适性是人们所歆慕的风度。我明明看不起你，不喜欢你，却偏偏要装出一副与你手足胼胝般亲密相融，岂不憋煞羲之也！所以，才有了会稽秀美风光背景下上演的这一幕近乎孩童嬉戏的闹剧。

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王述因丁母忧辞去会稽内史职，由王羲之接任(同时加右军将军衔)。大家注意，这一年，王羲之49岁，年近半百，临近孔子所言之“知天命”的岁数，按说应该成熟了，豁达了，把什么都看淡了，但他偏不能“恩怨忘却，欲说当年好困惑”，他不循官场礼仪，耍起了小孩脾气，着实地把王述戏弄了一番。

当时王述在会稽料理丧事，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王羲之应该去吊唁、致祭(一般应三次)。但他却“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书·王羲之传》)去了一次，就再也没有表示，尽管明摆着要给王述难堪，但还不算太过分。而《世说新语·仇隙》则有更具体的细节：“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不用仆役通报，孝子们已经哭了起来，王羲之却不上前行礼，更不可能与王述说些“节哀保重”一类的场面上的话，转身就走。这叫什玩意儿？面对这样的羞辱王述“深以为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一时的快意种下了苦涩的果子。三年后，王述做了扬州刺史，而会稽辖属于扬州，王述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是王羲之做梦也没想到、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王述一定会报复自己的。怎么办？此时王羲之的确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惹不起躲得起”，但他却既不想辞官，也不想申请调动(他爱上了会稽的灵秀山川)，于是便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地想出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对策：上书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属越州治下。可惜的是这事被他派去活动的人给办砸了，使羲之“大为时贤所笑”。于是，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无奈地在永和十一年（355年）称病去郡，从此归隐，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

王羲之败给了王述，纯粹是自己心胸狭隘、任性丧气所致。他们两人既无个人恩怨，又无政治主张的分歧，也没有宗教信仰上的分水，年轻时的“感觉”影响了王羲之的一生，他不想与一个自己看不起的人为伍，更不想屈居其下。他可能到死也没弄明白，王述这么一个干嘛嘛不行的主儿怎么就会在仕途上比自己畅通得那么多？其实呢，王述并不是真正的“痴”，只是在那个崇尚清谈的时代，谈玄论道实在是他的短板。王述的为人与王羲之有相类的地方，比如说率真，《世说新语·赞誉》谢安称他“掇皮皆真”，简文帝则称他“以真率少许，便足以对人多多许”；再如说不尚虚华，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见解等等。他为官“莅政清肃”，尽管有无为而治的色彩，但客观上属于不爱扰民的好官，最后做到了尚书令，位居三公。对此，先入为主，对其有成见，以不变眼光看人的王羲之实在搞不明白。于是，他只好将原因归结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吾不减怀祖(王述字)，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我不比王述差，官却比他小得多，主要是自己的儿子不如王述的儿子有出息。瞧瞧，这是什么逻辑，典型的本末倒置。大凡人在情绪失衡的时候，都会失去对人对事的正常判断。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书圣”同样也不能免俗，且简直是俗之又俗。

斯人已矣，揭出这么一段很煞风景的故事，实在是于古人没有多大意义的举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对今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虚拟存在，他们的生活、言语、思想、情感，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痛苦与快乐，远不是我们所能复原、探知、整合的了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如果我们能从他们的或光彩或黯淡的人生轨迹中，提取出各种波长的色谱，汇聚成一束能直逼我们内在世界的光，把自己内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扫描个遍，照出自己心理、精神居所里的“小”来，进而思索，我们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学会调整心海的罗盘，那么，这个时空穿越，无疑就成了一次次有意义的旅行。

王羲之《一朝帖》

王述，东晋人,字怀祖。

晋王述初以家贫，求试宛陵令，所受赠遗千数百条。王导戒之，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其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予尝读而笑之。夫所谓廉士者，唯贫而不改其节，故可贵也；今以不足而贪求，既足而后止，尚可为廉乎？而史臣著之，以为美谈，亦已陋矣。

译文：山西的王述早期比较没钱，求了个宛陵县县令的官做，（任上）收受贿赂一千多起。王导劝诫他（这样做不合适），他回答说：“捞够了自然就不捞了。”当时的人都不理解他的品格。后来他经常调动做地方领导工作，清廉得超过一般人，不动产动产都用旧的不换（新的），这才被人们赞叹。我曾经读到这里而笑他。所谓清廉的人，穷也不会改变他的操守，所以可贵；而他因为没钱而贪婪索取，捞够了后停止，这还能称为清廉么？而史臣记录下来，以为是令人称颂的事，真没见识啊！

王羲之《汝不帖》

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

王羲之书法的师承

王羲之出生的西晋末年，直承三国和东汉，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已经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书写转移。以后，终于形成中国书法历史上“碑”“帖”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内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实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两大范畴。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由“金石”往“翰墨”过度的完成期。东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并列为四，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定型，也实现了中国书法书体的定型。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述及张芝和锺繇的书法，如果再考虑到在两千年的岁月沧桑里，实际湮没的历史记录还会有很多，张芝和锺繇的书迹应该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于西晋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书法的学习和崇拜在家庭影响里就形成了。书法在东晋时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为人人习摹、引为标榜的时尚，赵壹的《非草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东汉时期的书法普及状态。到王羲之的时代，门阀政治在社会生活里的地位和影响更趋彰然，书法艺术作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征，更出现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晋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是卫瓘、卫恒父子。张怀瓘的《书断》引述过卫瓘的自述：“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后来卫门传人、承其风范的女书家卫铄（茂猗）成为王羲之少年时的书法教师，王羲之从卫氏所得的是张芝一脉的草书传统。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这个家族在西晋末年的朝廷渐成举足轻重之势，“渡江”之后，王氏家族更成为一时无二的显贵。以后，因为王敦的谋反，家族几乎被毁灭。官威煊赫并没有让王羲之感觉多少幸福，倒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为他的书法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学习条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辈里是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王羲之从他得到了很多教益。应该说，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王廙和卫夫人两人。王羲之在五岁时便跟随自己庞大的家族从家乡南渡。在大规模的迁徙里，放弃家园，放弃祖宗陵墓，这对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远行，虽为贵胄，亦显仓皇。可为纪念的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在忙乱之中，没有忘记携带锺繇的书法名作《宣示表》。过江以后，此件传于王羲之。王氏家族对于书法的爱重，于此亦可见一斑。《宣示表》是锺繇的名作，也是可以寻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早的楷书经典。这样，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的两个重要体系：张芝的草书和锺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传承之绪。

王羲之书法的“变体”

从现存有关的王羲之生平和书法资料可见：他的作品大部分为四、五十岁以后所作，早期作品比较稀少。王羲之最初得到书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为知重他的人应该是庾亮。王旷去世之后，王羲之与从伯王导一起生活，而王导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对头，在这样的夹缝里，王羲之没有放弃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友谊。在他们之间，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切磋，甚至互相竞争，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书法艺术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还要早，他“每不服逸少，曾得（张）伯英十纸，丧乱遗矢，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大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书品后》）。在没有印刷术和公共传媒的社会，书法艺术和诗歌辞赋的传扬一样，完全是作家个体之间的自然流布，在这样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话语权威”。庾翼就是当时书法艺术方面的一个“话语权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了王羲之的书名。这样的“传扬”，当然是和王羲之的作品的“传观”一起，在东晋社会的文化圈里发生影响。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对张芝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在于他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楷书在锺繇手里得到定型，但作品流传很少，以后楷书成为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书体，王羲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锺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于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比王羲之时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志书法，是对锺繇书风的直接继承，而在几乎所有北魏书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书，更见不到草书。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汇表现。在写出《兰亭序》之后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辞官隐居，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适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用性装饰化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这里点出了草书是建立在技巧难度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转”的窍门，草书就不能成立，而楷书则以实用为主，即使达不到“点画”之精，还可以记录实用。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张怀瓘在《书议》里谈到王羲之的“变体”：献之十五六谓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对草书的追求贯穿其一生。虽然有张芝的风范在前，但张芝之书，在“过江”之后已经稀若星凤，而“章草”作为程式固定的书体，对自由心性的发挥有很明显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极草纵之致”，必须突破局限。王羲之的“变体”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献之的切磋推动下完成，而王献之在“极草纵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远。王羲之的草书探索直到晚年还在进行之中，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与章草异趣。蔡希综的《法书论》说：“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的代表作。所谓“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为名。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书信，多是王羲之赋闲山阴后给远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内容，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里也有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远购回的《淳化阁帖》司空公本，为阁帖“最善本”，其中属于《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马帖》、《朱处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谯周帖》、《诸从帖》等，较拓本刻拓精良，可为了解王羲之晚年书作的佳本。孙过庭的《书谱》讲：“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王羲之书法的晚年状态，其精神综合因素更趋饱满，是书法艺术以技法为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全面表现。

以行书为代表的中和文化精神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书法艺术成就里，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书。在中国书法的诸体中，行书一直不是独立的书体，但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却是行书产生了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带头，以后又有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是为“三大行书”。但其它书体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比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关于行书的定义，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的论述：“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言简意赅：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模糊书体。张怀瓘在《书议》中对这种“模糊性”早做过阐释：“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间”的自由书写里发明了这种端严而可以归楷，“极纵”则可以入草的书体。王羲之的创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状态和书法艺术的技法状态达到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里的意义，张怀瓘又在《书断》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在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动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无法完全回避政治漩涡，又企望宁和闲逸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里，才会产生《兰亭序》的精神。在赋闲的日子里，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日课，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信奉拯饥济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体现。因为两晋时期政治的极端颠簸无常，士大夫的“兼济”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较同时代的谢安等人，自谓“无经济志”，“独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基础，使得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狂”“狷”之态毕显，而终以中正平和为归。文化建树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润性和长久性。中国社会的长期线性维系，人心世道里的文化浸润发生着最恒久的作用。

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技巧难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论，草书应该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张芝的草书已经达到这样的高难度和强刺激；王羲之对张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后的艺术面貌却是以《兰亭序》、《丧乱帖》等草书和行草为代表。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他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就是说：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乃父。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是“无所不通”的“全能冠军”，这略近于宋代的文化巨擘苏东坡；张芝的一帜读标，则略近于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从个人性情的既刚直又平和而论，王羲之和苏东坡也都可以归于“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时期，“中庸”被错误理解为无原则，其实，“中庸”正是对规范信念的坚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质，“矩”是敛束性质，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发展，超越和敛束的关系，也是永恒主题。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中国哲学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内在原因。

且看道学家怎样评价“二王”书法：“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这是明代“第一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里谈“二王”书法之论。道学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儒学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起到了禁锢思想发展的作用，曾经被革命文化深恶痛绝，但是，经过时代的颠簸。

可以发现：

它的“心”“性”“义”“理”之说，对解释人类精神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其严密的思辨系统。艺术作用于人心的审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国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观察书法艺术，可以理解其构成的内在原因，而艺术毕竟是艺术，它又是以其独立的审美存在而存在。

王羲之一生命运，多在“悲天悯人”之中，最接近于对艺术细微的体察。《兰亭序》文字的基本精神就是慨叹人生有限，时光易逝，功名事业，“俯仰之间，以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尽管王羲之早就崇拜老庄之道，以“服食”“虚静”为养生之术，但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愈是对生命之宝贵无限留恋，对生命之脆弱亦愈为敏感。王羲之的宦途，也可谓尽心尽力，但精神深处的隐逸思想无时不刻不在他的书法作品里表现出来。他的大量书作，如《远宦帖》、《频有哀祸帖》、《寒切帖》、《日月如驰帖》、《散势帖》、《不快帖》、《伏想清和帖》等，仅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精神状态。人生荣辱是最不能长久的倏忽，而心志的沉潜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迹。王羲之的心志就沉潜在他对书法“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的探索里。

“二王”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推崇，和他们同时代而稍晚的桓玄，是最先将“二王”书法辑为卷轶者，桓玄死后，二王书法亦多亡佚，但毕竟不会全部湮灭，唐太宗时代，摹写王羲之书法以赐大臣，所本亦是真迹。即使是在不完全的观摩里，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最高尚的评价。

对王羲之书法推重最显著者为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对书法艺术有着深入实践和深刻理解的书法家，在他的高视阔步里，对王羲之却叹服无保留。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论》这样讲：“此数子（锺繇、献之、子云）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扉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李世民之论王羲之，是在对历史上诸多第一流书法家的全面比较中做出的结论，将王羲之的全部书法艺术成就和这些一流大家比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全能冠军”。王羲之的篆书，现在再看不见遗迹，而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以精彩表现卓立于千古书坛。仅以王羲之的草书而论，他的《小园帖》、《桓公帖》、《行穰帖》等，也都在大草风范里表现出既奔放又蕴籍的风格。对王羲之书法曾经心摹手追的欧阳询更对李世民之说发挥道：“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羲之一人而己”（欧阳询《用笔论》）。对世事近于悲悯，而在书法艺术里展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一般的壮阔恢弘，精神的永恒超越了事功的短暂。

关于《兰亭序》的争议及帖学的历史性徊徨

《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最得唐太宗李世民的珍爱，其死后同葬昭陵。唐太宗生前命工书大臣等将《兰亭序》摹拓多本，留传世间，这些，历代著述源续有自。因为王羲之真迹难寻，后世书家不乏假冒伪托，对《兰亭序》及其它“二王”作品的真伪，也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1965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以东晋时期的书体还在隶书时代，不可能出现《兰亭序》一类行楷书为主要依据，否定其为王羲之所作。

文章发表以后，书法学术界呼应者甚众，只有高二适等几位先生著文反驳。在双方谁也拿不出确切物证的情况下，都只能各依其对中国书法历史的观念和知识进行推断。高二适先生当时就以唐太宗《王羲之传论》所记为据，对唐太宗著录的王羲之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的真实性确信不疑。高二适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辩》1973年版下编第9页）。诚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上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话题，其基本标志是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又加上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对学术的垄断所致。

郭沫若先生曾经申明：他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并非否定《兰亭序》本身的书法艺术价值，他自己曾经多次临写《兰亭序》。他认为：《兰亭序》应该是王羲之的后人僧智永所书。其基本思想，就是把《兰亭序》的书写时间从王羲之的东晋时代推后到僧智永的齐梁时代。而其支持对象则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重臣”。此论如果成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推迟一百来年，对中国书法史的整体规模并不构成致命性损害，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王羲之的时代既然不能出现行草书，那么，王羲之、王献之的其它作品呢？张芝、锺繇的作品呢？难道都是伪托？对这一关乎中国书法历史总体意义的大问题，仅仅出于“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固然也可以得出认识，但还是不如从对书法艺术的直接鉴赏分析得到的结论更为贴切。

以《兰亭序》为例，比较确切为僧智永所作的《真草千字文》，不难看出，智僧所书，较《兰亭序》的风雅独具，字势遒逸，还不能同日而语。后世确认的仿作“二王”的能手是米芾，如果将米芾的最为精彩的作品和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观察，可以说，他也还达不到“二王”的水平。后世对“二王”作品的所有评价，都是建立在以《兰亭序》、《十七帖》等作品为对象的鉴赏基础上的。如果这都是些伪作，那么，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这些评论家兼书法家如张怀瓘、孙过庭、苏轼，是不是都错了？

倘若如此，中国书法的全部审美基础都要动摇。还有一个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对王羲之书法最为推崇的李世民，在他的时代书法艺术可以成为进身之阶，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身居高位，书法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人能够写出王羲之那样的字，又何必假冒？自己拿出来向李世民表白，岂不比将盛誉隆名白送给前朝名人更加实用而自然？再则，李世民这样能够创造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超前照后的人杰，难道在他最钟爱的书法艺术方面会容忍欺骗？“二王”书法的流传，在唐太宗贞观时期，还有2290纸，到宋徽宗宣和时期，还有243帖（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宣和书谱》）。历代对“二王”书风的阐述评论，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这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基本状态，这样一个状态的形成，并非人为生造，也不是任何臆断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