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形似而求神似，康有为的书法就是这么自信

康有为的书法气雄力健，结构内紧外逸，体态开张峻拔，创造出势态雄强的独特书风———“康南海体”，即“康体”。 其内涵指向于他的楷书与行书两种字体，但指向明显的是康有为的那种“重、拙、大”的成熟时期的碑意浓郁的作品，并不是指他个性风格未成熟之前的书法以及颜体面貌较为浓重的手稿行书，更不包括康有为并不擅长的篆隶与草书。清代碑派书法史的孕育、碑派思想的推动、政治观念的影响、自身的文化性格、笔法传承与取法对象等，是康体书法的主要成因。

康体书法主要来源于《石门铭》，这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康的书法实践了自己的书法美学观，曾遍临各碑，尤得力于北魏摩崖刻石《石门铭》，又掺以《经石峪》、《瘗鹤铭》、《云峰石刻》诸体，融会贯通，自成一种魏碑行楷书，世称康南海体。其书气象雄伟，局势宽博，圆浑苍厚。”（刘瑞轩编著《山东古代书法论》）这样的说法目前相当流行，其实都是根植于马宗霍《栖岳楼笔谈》中的一句话：“南海书法结想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那么，在现今普遍认同的这一观点，即康体书法主要得益于《石门铭》一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呢？

康有为在他的碑学巨著《广艺舟双楫》中共有十五处提到《石门铭》，但只是对于《石门铭》做了很高的评价与颂扬，并没有一处提及自己曾经临习过《石门铭》。要探析一个人的师承渊源，最直接的证据还是他本人的叙述最为直接可靠。在专门讲述其习书经历的《广艺舟双楫·述学第二十三》中，康有为的自述是这样的：

先祖始教以临《乐毅论》及欧、赵书，课之颇严。然性懒钝，家无佳拓，久之不能工也。将冠，学于朱九江先生。……得北宋拓《醴泉铭》临之，始识古人墨气笔法，少有入处，仍苦凋疏。后见陈兰甫京卿，谓《醴泉》难学，欧书惟有小欧《道因碑》可步趋耳。习之，果茂密，乃知陈京卿得力在此也。因并取《圭峰》、《虞恭公》、《玄秘塔》、《颜家庙》临之……间及行草，取孙过庭《书谱》及阁帖抚之……自是流观诸帖，又堕苏、米窝臼中，稍矫之以太傅《宣示》、《戎辂》、《荐季直》诸帖……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吾执笔用九江先生法，为黎、谢之正传；临碑用包慎伯法。慎伯问于顽伯者，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

康有为在此不但没有说自己临习《石门铭》，甚至连提也没提，或许在他的心目中，事实上《石门铭》的地位跟其他碑版一样，只是“从容玩索”、使自己下笔“远于俗”的其中一个碑刻而已，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综合康有为自己的叙述可以得知，除了年轻时习练帖学之外，还学过篆隶书法、写过《郑文公》和《爨龙颜碑》两碑，并研习近人书法，主要是邓石如和张裕钊两个人的书法。

但如今对于康有为书法导源于《石门铭》的说法其实也非空穴来风，与康有为同时期的向燊（1864－1928年）曾说：“更生书法，有纵横奇宕之气，论者谓其由陈希夷以入《石门铭》，其或然欤。”而梁启超在1925年的一篇跋文中更是为此说推波助澜：“《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吾乡邓铁香鸿胪一生专学《石门铭》，然终未能得其飘逸。南海先生早年亦然。”因此后来之人如马一浮：“今人康更生一生学此，未能得其韵，但条欹斜取势耳。”以及上述马宗霍的评述，都因袭此说，并无深入探究。

康有为的高足刘海粟先生在回忆文章《回忆康南海先生》中，以其师的口吻回忆康有为书法学习经历的说法，也基本无异：“我（康有为）生于科举时代，以光方乌大之小楷为进身之阶梯，多崇大小二欧，我虽力求风骨棱劲，亦不可独树一帜。北游之后，以收置金石碑版自娱，观京师收藏家拓本数千种，仅盛伯羲一家亦有数百种之多，方识汉魏书法之美。苦练《爨龙颜》、《石门铭》、《灵庙碑阴》，及魏碑中最俊秀之《六十人造像》，渐得苍古沉雄之趣，似婉而刚之力。”即使是当事人的回忆，恐怕也有模糊不清以致随人俯仰的时候，因此，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之前尚不能说死。何况在刘海粟的回忆中，还是把《爨龙颜》碑排在《石门铭》的前面，虽然不能完全凭借这样的咬文嚼字说明问题，但是至少可以透露出在康有为的学生刘海粟的心目中，其师即使学习《石门铭》，也未必是主要师法对象，只是普通的“流观”、“玩索”而已，并不能与其他的学习对象诸如《爨龙颜》、《经石峪》、《瘗鹤铭》、《云峰石刻》等等，分出重点和非重点来。因此，即使从习过《石门铭》的角度而言，康体书法也并非主要根植与得力于《石门铭》，应当说是遍习诸体、综合而成。

不错，康有为是非常推崇《石门铭》等碑的书法，而且也确实收藏并自题过《石门铭》“此”字本（如图），但推崇与实践毕竟是两回事，要想探究其书法来源，还必须凭事实说话。李任夫《听康有为先生谈书法》中说：“我又问，那么老先生的字如此变化，究竟得笔法于什么呢？他听了我的话后，忽然大笑起来，他继续说，你知道我是主张变法维新的，难道我的一切主张，都是抄袭日本西欧的吗！当然，我的字也是多方吸取转易多师的。有篆意、有隶意，更多是魏碑意。我平时很爱好《石门铭》、《郑文公》、《泰山金刚经》，以至《爨龙颜碑》等，但我的字截然和这些字不同。然而，不能说我和这些碑不发生血肉关系。可是，我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我自信做到了这一步。你看我的字，能说是哪一家哪一派吗？”这段回忆恐怕更加符合实际，“爱好”与“临写”绝非一回事，而且用了“截然和这些字不同”的字眼，显然更证明了上述推论。至于康有为将一轴开门见山的伪作当成宝贝，即那副20世纪初出现的号称五代宋初陈抟老祖手书的五言对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还留下数幅授人以柄的临作，显然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至于有人将其作为康有为书风来源的重要依据之一，谓其能于陈抟一幅行书联形成一家碑风，与上述向燊之语一样，则显属失于详察之语也。

综上所述，康体书法在风格形成的过程中，受过《石门铭》的影响恐怕无可非议，但要说其书法主要渊源于《石门铭》，理论还不够充分，还需更多的可靠材料来证实。因为康有为如果的确是主要研习《石门铭》，凭他的个性，绝不会避而不谈，肯定会大讲特讲，就像他不厌其烦地临仿陈抟的那副对联一样。如果《石门铭》对他的书法真的那么重要，可为什么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虽然大肆褒奖《石门铭》，却偏偏只字未提自己曾经研习过呢？

,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有篆意、有隶意，更多是魏碑意。我平时很爱好《石门铭》、《郑文公》、《泰山金刚经》，以至《爨龙颜碑》等，但我的字截然和这些字不同。这就是康有为的书法之路，说的很清楚。,手机字体有这款[呲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