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近代的书法革新：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的执念和悲剧性的结局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又迎来了新一批将要斩首的人，他们即将要葬身于鬼头刀下，然而这六个人毫无畏惧，面带从容，甚至发出了“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的呼声。只不过他们还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因此感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这六个人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当时清廷给他们定下来的罪名是蓄意谋反，因此无论是当时哪位朝中大臣，甚至李鸿章亲自出面，都没办法保住这几个人的性命。这六个人铁定是要被杀了。他们真正的罪因当然不是谋反，而是发动了维新变法，但是维新变法一事，还真就不能全把“功劳”算在这六位先生的头上，要说鼓吹变法呼声最高、动作最大的，还要南海先生康有为。

但是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之时，康有为这个“领导者”又在哪里呢？原来他早就听闻风声，准备逃到日本去了，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算是“逃”，因为他声称自己带着皇帝的“衣带诏”，自己只不过是奉行皇帝命令，到日本继续搞革新运动去了。但是这个说法非常牵强，也难以考证，所以，康有为在历史舞台上的一次大型表演，就这样以一种略带讽刺意味的结局而告终，至于其行为到底如何评价，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康有为在我们印象中，尤其是在其他领域，却有着另外一种形象，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在陈玉龙教授看来，康有为已经达到了和我们近现代熟知的书法大家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同样的地位和成就了，可见其艺术造诣的不浅薄。

那么到底康有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的为人思想又和他的书法理论主张有何联系？

康有为并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之家，而是一个传统氛围浓厚的大家庭，他在早年间接触西方思想，于1888年借赶考之际，向皇帝提出申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也是康有为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露面。

纵观康有为一生，有三件大事是可以总括他青年、中年、老年的。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组织公车上书；中年鼓吹维新变法；晚年与张勋一起鼓吹复辟。康有为一生的仕途演变轨迹就这样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处在历史中的人总会显得那样矛盾，一方面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洗礼，并且主张维新变法，按理说这是进步的表现，为什么到了后来，当世界上大部分君主制都已经废除殆尽之际，他们又开始鼓吹君主复辟了呢？

同样的矛盾，也可以在他的书法中得到印证。他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是那本著名的《广艺舟双楫》。《艺舟双楫》这本书是清代包世臣所写的，但显然，康有为并不满意包世臣的做法，而是觉得包世臣涉猎太少，所以他又重新写了一本书，虽然也叫《艺舟双楫》，但明显比包世臣要“广”很多。

《广艺舟双楫》虽然看起来很“广”，但是他的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卑唐”，即贬低唐朝书法、贬低帖学书法，鼓吹碑学书法。

在这本书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的矛盾和复杂。

在涉及到魏晋时期的书法家时，康有为处理的非常巧妙，他不言“钟张羲献”在帖学方面的开拓意义，也并没有一开始就把他们纳入帖学书法的范畴，而是对他们采取肯定的态度。

但是这种“肯定”，康有为侧重的点并不是对于他们“帖学”因素的肯定，而是对于其“碑学”方面的肯定，尤其是他们通过“学碑”之后书法的发展变化上。

比如这段对于王羲之学习经历的评价，就颇耐人寻味：

右军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显用篆笔者无论。若《谷朗》、《郛休》、《爨宝子》、《灵庙碑》、《鞠彦云》、《吊比干》皆用隶体。

这段话看起来是对王羲之的肯定，但是言谈之间却否定了王羲之。康有为所肯定的“王羲之”，是那个“于众碑学习焉”的王羲之，后面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而他否定的，是学习帖学书法的“王羲之”，是未能“改本师”的王羲之，这两点是康有为所摒弃的。

但是，这一情况一旦遇到了唐代书法家身上，就不会这么含蓄委婉的否定了。而是直接亮明否定的观点，比如在对欧阳询的评价上，康有为这样写道：

吾尝有诗曰：“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

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很多信息。

第一，对于书法好坏的评价标准，康有为显然是以魏晋时期的书法为标准的，那么这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为我们解答了为什么康有为敢于否定唐朝书法，而不敢否定魏晋，因为魏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太特殊了，他否定不了，所以只能通过否定魏晋书法中书法家学习“帖学”的那一部分，然后间接的加以否定魏晋，就和我们前面说的否定王羲之的书法一样。

第二，对于唐风，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他对欧体、隋风的理解，来推测一下。

这句话里，前半部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欧体盛行无魏法”，就是在否定欧体，而欧体就是欧阳询。对于隋人书法，他认为有“唐风”，但是他对隋朝并不是很赞许：

何朝碑不足取，何独取于隋？隋碑无绝佳者，隋人无以书名冠世者，又何足取……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

这段话字里行间都是对隋朝书法的否定。可见，对唐朝书法的态度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通过对《广艺舟双楫》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看到康有为书法矛盾的一面，尤其是他对魏晋的态度上，魏晋本来就是帖学书法的源头，是帖学书法的代表，但是他为了显示自己“崇尚碑学”的理念，只能加以否定。

同样的心态，如果把这一点用来理解他对于社会制度的看法、他对君主制度的迷恋上，情况就很显然了。

康有为并非不是不想要使得社会发展、进而进行制度创新，而想要的创新，不是对旧制度的完全否定，而是加以改良，加以利用，既要保持其原有面貌，但是又不能完全抛弃旧的东西。

这看似非常合理的想法，实际上导致了他对君主制度畸形的迷恋，以至于后来清廷早就灭亡之后，他还要和张勋一起复辟，这也就让他越来越不合时宜，从一开始睁眼看世界、拥抱新事物的革新派，变成了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之人。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光绪十四年（1888年），乃发愤上书言，极言时危，及时变法……朝士大攻之……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居徙之汗漫舫，老树漫天，日以汉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及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这段话跟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这是康有为年谱里面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他交代了自己创作整本《广艺舟双楫》的背景。公元1888年，正是他前往北京顺天府参加科举并且鼓动当时举子公车上书的时间。但显结果并不理想，所以一腔变革锐气的康有为只能把这股冲动带到书法界，以书法作为他变革的“试验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艺舟双楫》的创作，带有很明显的“抒泄”色彩，只是他政治理念的依托和变形，至于其中到底有多少艺术的考量、思辨，其实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对于后世而言，康有为到底是处于何种目的、何种意图来创作《广艺舟双楫》，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它带有创新色彩的崇碑理论，已经对我们现实的书法生态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近些年来随着一系列考古成果的出土，越来越多的碑学书法被人们重新发现，碑学审美也一度成为书坛主流，尚奇崇怪也成为人们在书法中表现的风格，康有为书法理念带来的冲击感一直还在继续，但是这对于书法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和贡献，是摧毁书法的利器，还是推进书法发展的良药，我们现在还无法得出一种确定的结论。

但是毫无疑问，书法的创新力和表现力正在因此而增强，传统帖学书法束缚下的馆阁审美也在逐步瓦解消散，这对于艺术创作自由度的拓展来说，应该是一个好的趋势吧。

但对于康有为而言，就在他决定发动公车上书的那一刻，他心里或许涌起千万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多多少少只是一种虚无的理想主义，而他失败的结局，早就在《广艺舟双楫》里面，在那些看似、非常矛盾的描述中注定了。

,有同感[心],历来都有写不好字，却很爱写的人，康有为也是玩名人字！字太差但还贬王羲之的文人！,康的字我看不懂，反正就一丑书，北大教授从那一点看出真不同寻常？,不管是谁，一味地抑帖扬碑或者抑碑扬帖，都是错误的，任何事物一旦走到极端就要走向反面！,康有为就是一混子，怎么混入书法界的？,丑书鼻祖？,大骗子,转发了,客观地说，碑是古代保留文字和书法不得已而为之的工具，与墨迹还是有相当差异的！,转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