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书法家智永的贡献

隋代书法背景

隋代书学大盛，开皇年间，南北朝著名书家如赵文深、李德林、王褒、庾信、欧阳询、蔡征、韦霈、杜頵、虞世南、虞世基等人会集长安。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搜访异本，召集天下工书之士到秘书省内补续残缺。这些遗存的历史瑰宝，说明隋代皇帝无论是从实用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比较重视书法。由此，隋代书法大盛也是必然出现的景象。

南北士大夫书家会集京城，信息互通，交流书艺，相互启发与影响，对隋代书法的繁荣及提高总体水平，对书法的法度规矩建立和系统化，更是产生了直接的作用。还有两位僧人智永与智果，相传隋炀帝尝谓：“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尤其是智永，他最忠实王羲之家风，在整理和推广王羲之书法以及对民间书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不可忽视的。

隋代书法

考察隋代书法，所依据的资料大约有刻石类如墓志、碑铭及少量造像记和摩崖题记等等，这方面资料十分丰富；但墨迹类仅有智永和尚的《真草千字文》及一些佛教写经书法。

隋代书法的发展大势，无论从刻石方面考察，还是从墨迹作品研析。都表现为集南北朝书法之大成的同时，对王羲之书法笔势、类型的今体书法加以整理。使得在兼融南北朝书法同时且有所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法度化。继而变成一种崭新的书体。这种同属于王羲之新体、又各有情调和笔趣的作品在隋代书迹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赵芬残碑》、《龙藏寺碑》、《信行禅师铭塔碑》、《董美人墓志》、《苏慈墓志》、《龙华寺碑》、《吕胡暨妻李氏墓志》、《伍道进墓志》、《张凤举墓志》等等。

其中，有风格近于南朝的如《王慕韶墓志》或《萧憺碑》等等；有风格近于北朝的如《元晫墓志》、《高归彦造像记》、《朱昙思等一百人造塔记》、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等等；有的则是兼有南北刻石的某些特点，共性特征都着重表现在体格端整、笔法精到、脱尽隶书笔意。这一类隋代刻石相较南北朝同类刻石，法度显得更为严谨，作为王羲之新体书法的笔法、笔势则表现得更加纯粹。

其中的《龙藏寺碑》，气息清新典雅，点画秀健，体态安详、舒展，笔势中略含行书意味，用笔严守法度又能灵活自如，气韵生动，是一件难得的精品，可以说是隋代刻石中最为匀美清雅的作品，在法度上可作为典型。康有为也曾称赞它为“六朝集成之碑”（《广艺舟双楫·取隋第十一》）。

隋代刻石书法以王羲之新体为主流，次为钟繇旧体。而在钟繇旧体的作品中，大多表现为与北魏都城洛阳地区的大量墓志风格相近。北魏洛阳地区的墓志属于钟繇旧体的笔势，笔法相对匀整同统一。隋代书法则是在此基调上加以意趣的充分发挥。这类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钟繇笔势、笔法因素，但已端庄整饰，法度定型，朴拙的气息大为减弱。这一类中比较典型的隋代刻石有《寇炽妻姜敬亲墓志》、《章仇等造像记》 、《元仁宗墓志》 、《宫人典彩六品朱氏墓志》等等。这些作品可看做是北魏“洛阳风格”在隋代的遗存。

在隋代，过渡体类型的作品很少，但其中《曹植庙碑》是一件特色强烈值得一提的作品。此碑书法以真书为基本，兼容篆隶。这一点在点画用笔和一些偏旁结体上都有显著的表现，沿袭着北齐刻石书法中一些作品的表现风格。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曹植庙碑》的体势、笔法与意趣接近河南武安鼓山响堂寺的北齐刻石，如《唐邕写经碑》、《无量义经》、《维摩诘经》等。这一组刻石书法雄浑朴茂，笔势畅劲，而《唐邕写经碑》又将篆、隶与真书相参，巧妙地融合为一体，毫无生硬造作的弊病。《曹植庙碑》也是如此这般地又一次成功合成，并且，笔势在北齐书法的基础上更为开张，显示出更大的气魄和更强的力度，这在隋代以工整典雅为主调的书法风格氛围中显得特别奇伟壮观。

智永的贡献

“工整典雅”的书法风格不仅表现在隋代大量刻石书迹中，它也是隋人写经书法和智永墨迹的风格基调。智永《真草千字文》是隋代书法的典范之作，它代表着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书法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正可以从它的规范性、法度性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对此，宋代大书家苏东坡认为智永的书法“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东坡题跋》）。他认为智永的书法精熟之极，书法在达到熟练之极的程度以后，写字便能自然而然，没有故作奇姿和锐意标榜法度的生硬感。也正是这种过人之处，使他能轻松自如地驱笔驰聘于严谨的法度世界之中，精妙之极，却又疏淡之极。“疏淡”就是自然的意思，看似容易，实则难以达到。犹如一位达到很高境界的拳师，经过长期刻苦的修炼，使他在行拳时拳法、步法、身法之间的相互配合已达到极其精熟的程度，已毫无约束感和故作感，至此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为大力弘扬王羲之书法艺术及其法度，智永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是由南朝陈入隋的僧人，俗家姓王，是王羲之七世孙。居住于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名法极，人称“永禅师”。他的书法忠实的继承祖法，刻苦钻研，对王羲之书体加以总结，使王羲之书法的法度系统化、规范化，可以让后世学子有法可循，有门可入。他身体力行，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居于永欣寺阁上临习书法30年，并写成《真草千字文》800本，分送浙东一带的各个寺院。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各个寺院的僧侣，由于当时佛教盛行的原因，信徒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它的《真草千字文》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上的书法风格产生有力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智永的书法是经过长期艰苦修炼的。仅从他书写《真草千字文》800本这一事迹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有惊人的毅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弘扬先祖王书家法的责任感（王羲之一脉的王氏书法）。因此，他的书法从“精能”进而产生质的飞跃，达到“疏淡”的意境，是必然的结果。苏东坡看出了这一点，他指出：“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东坡题跋》）

智永在当时就享有盛名，他本人的作品就是王羲之的法度示范作品。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本身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整理和规范王羲之书法，树立法度典型。开创了唐代书法“尚法”风气的先河。他自己虽然没有开创新的书法风格，但由于这一历史作用，使他成为书法史上王羲之、王献之以后，唐人之前的一个关键人物。后来唐太宗大力提倡学习王羲之书法，使智永的愿望在唐代得到全面实现，至此不仅王羲之书法成为大宗，王羲之也被后人推崇备至，被后世誉为“书圣”。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

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荀子《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