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书派对中国书法史的影响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经过历朝发展，到明代时，中国书法艺术进入了十分成熟的时期。以松江府为核心的松江书派的兴起，尤其是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的崛起，又将书法艺术推到了新的境界。本文就从松江书派的形成、发展与传承等方面入手，简要介绍松江书派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以及产生的影响。

明代书坛的发展大致可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松江籍书家以及在松江地区活动的书家，如杨维桢、宋克、沈度、钱溥与张弼等为主导，此时的书坛领袖皆属云间派；中期则转由苏州籍书家，如李应祯、祝允明、文征明与王宠等，即一般习称的吴门书派统领风骚；至晚期，松江籍书家再度兴起，如莫如忠、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等，带动书坛潮流，然其风格已不同于初期的云间派，以松江派称之，又称为松江书派。

其后，竞相求变之风大兴，黄道周、王铎、倪元璐与傅山等书家，皆思突破传统，自创一格。一直以来，论及明初时期书风的发展时，着墨不多，通常以“受元赵孟頫影响”一笔带过。叙述此时期的风格特色，则以馆阁体为代表，对各家书风鲜少深入探究。

此等淡化、以偏概全的态度，使早期云间书派未曾受到应有的重视。早期云间诸家的真正地位，和董其昌等后世书家相比，一直处于不明确的状态。笔者认为，松江书派与云间书派一脉相承，因此将二者并称松江书派，梳理出各代书法家的师承关系，希望能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松江历史上书法艺术的发展与传承。

师法渊源

元朝末年，战乱频繁。当时全国各地的文人士子，都纷纷逃往松江避难。如杨维桢、陶宗仪、倪瓒、黄公望等当时最负盛名的书画家，都曾流寓此地。虽然他们并非松江籍文人，但是他们的活动为松江地区的文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明代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也为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据夏玉琛《吴东法书赞——评松江书派》一文考证，松江书派形成于明初，洪武、永乐时期，陈璧、顾禄、朱孔阳、朱铨、朱芾、金铉、沈度、沈粲、沈藻、夏衡、夏宗文、范鼎、张黼、张黻、黄翰、任勉之等松江地区的书法家，都直接或间接受业于宋克学习书法。

宋克兼长章草、今草、行、楷等各体书。书史上将宋璲、宋广、宋克并称为“三宋”，以宋克为首。自宋克“游松江，寓城东俞氏，郡人多学其书，陈文东璧从授笔法。”其后，张黻受学于陈璧，黄翰的章草也出自宋克，如此辗转相承，从而形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书法流派。这个流派以法度精密、雍容矩度、婉丽纤浓为标帜，即为松江书派的早期形态。

松江书派的师承关系是：宋克学自饶介，饶介学自康里巎巎。康里巎巎，一名康里巎，字子山，号正斋，康里人（在今新疆地区），蒙古族人。其父不忽木、其兄康里回回，都是蒙古族的儒学家。康里巎巎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书法家，曾官至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其书法与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齐名，世称“南赵北巎”。他的主要成就在行草，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古风诗卷》《述笔法卷》等。

关于康里巎巎的书学师承，《书史会要》认为“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析圆劲”。以墨迹看，他的师承不仅仅是这几家，而是广泛吸收了晋唐名家及本朝赵孟頫之长，最后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明代学士解缙评价说：“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宋克受康里巎巎的影响很大，并将这种影响传给了松江书家。

松江书派的艺术特色出自章草，章草的发端是吴皇象所书的《急就章》，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加以传摹，释文为叶梦得所增。明初宋克补写脱佚文字，在明英宗正统初年刻勒上石。刻石至今尚在松江，犹存古三十一章文字。《急就章》的手书墨迹，传世的还有赵孟頫、邓文原、宋克等人的写本。其草法波拂遒逸，奠定了松江书派“婉丽纤浓”的艺术基调。

云间派这个名称，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王世贞提出的，后来被董其昌改称为云间书派。在地域划分上，世有三吴之称，将苏州称为吴中（吴会），将松江一带称为吴东，湖州一带则称为吴西。王世贞在《三吴楷法十册》中曾对云间地区的早期书法源流做过一次整理，云间派三字即由此名。其文曰：“陈文东小楷《圣主得贤臣颂》，文东名璧，华亭人，国初以书名家。沈民则学士《出师表》，字颇大。民望大理，虞书《益稷篇》，字小如文东。余每见二沈以书取显贵，翱翔玉堂之上，文皇帝至称之为我明右军，而陆文裕独推陈笔以为出其表，今一旦骈得之，足增墨池一段光彩，然是三书皆圆熟精致，有黄庭庙堂遗法……盖所谓云间派也！”

早期代表

明成祖朱棣爱学二王法书，永乐初，曾在翰林院遴选擅长书法的文人给予中书舍人官职，凡属内外制，都由中书舍人书写。还特别从众多的中书舍人里，挑选出28位书法尤为优异的中书舍人，专门学习内府收藏的二王发帖，这些人交由黄淮领导。松江的著名书法家沈度、沈粲就位列其中。

沈度凭借书法上的成就置身仕途，起初曾在云南为卖卜人写市招。其所作市招悬挂于店肆中，为都督瞿能瞥见，延请他作馆师，教授其子弟。后来，沈度入京，由杨溥以他善书而荐于朝廷。沈度因长于台阁体书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被其誉为“我朝王羲之”，名重一时，有墨迹《教斋箴》、《四箴铭》等传世。弟沈粲，擅行、草，书承家学，著有《西清余暇自乐稿》、《自示编》、《滇南稿》、《随笔录》等。比较著名的书法作品有题李龙眠《维摩演教图》、跋宋刘松年《登瀛图》、跋宋刘公麟《归庄图》及书《不自弃说》和《宝积经》等。

关于他的书法，明杨士奇在《东里集》中是这样说的：“善篆、隶、真、行、八分书。洪武中举文学不就，成祖擢为翰林典籍。一时翰林善书者如解大绅之真、行、草，胡广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杨文遇之行，皆知名当世，而胡、解及度之书，独为上所爱。”并说沈度的书法，以“八分尤为高古，浑然汉意。”

沈粲，字民望，号简庵，由其兄沈度举荐而为中书舍人，后官至大理寺少卿。兄弟俩同以善书得宠，故有“大学士”、“小学士”的美誉。史料称兄弟二人不欲争能，故沈度主攻楷书，而沈粲主攻行草，并以此名世，后人有“遒逸”之评。从其存世作品看，点划圆而爽利，渊源似是怀素和康里巎巎；偶尔掺入一二章草，与宋克有一些相似，但无宋克的魄力，有秀气而乏劲力。

沈粲因字写得好而做了官。书法宗从明初的宋璲、宋克，草书行笔圆熟，遒劲骏逸，被人们称为“草圣”，名擅一时。他的《梁武帝草书状》笔笔挺劲峭拔，转折峻利，通篇章草与今草夹杂，然而自然天成，神情贯注，洒脱奔放。因章草捺脚的率出，字字独立，很少连绵，但行气极为流贯。因此，王世贞称他“章法尤精，足称米南宫入室”。

松江书派的明初诸大家，书法作品流传极少。陈璧，字文东，号谷阳生，早年曾从杨维桢学习诗文，早年曾在解州任幕僚，后应征做地方官。陈璧的书法，评者比喻作八宝中的水晶。书作之见于著录者，有《与威州节判时中书》以及书杨维桢所撰的《相鹤经》及《赠相子先写照序》。

上海博物馆珍藏有陈璧临张旭《秋深帖》。这幅字轴墨色乌黑晶莹，笔画上下连绵，有单独起止，气势极为流畅。史料称，沈粲以文学知名，尤善书法，能写篆、隶、真、草四体书，运笔流畅快健，富于绳墨。草书用笔取怀素《自叙帖》，其书酷似欧阳询，行书渐逼王献之。宋克游松江，陈璧曾从其受笔法。

吴僧善启以为：宋笔正锋，陈多偏锋，因此陈不及宋。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以陈与同时期的朱芾相提并论，认为“朱诚有风度，亦善四体书，但不如陈之法度精密耳”。明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说：“文东明初名笔，松人宗之。”

鼎盛时期

二沈之后，松江最重要的书法家就是张弼，他担任过江西南安府知府，开辟山岭孔道以利商贸，建社学，创书院，祀先贤，修郡志，为南安的文教民俗带来了很多改变，当地百姓为他建祠塑像，其政绩也载入了南安府和松江府的志书。但张弼为后世所重的是他的草书，当时人称其为“张旭复生”，书名传至海外诸国，慕名求购者络绎不绝。

据记载，张弼作书时往往乘酒兴而发，笔走龙蛇，顷刻数十纸，“欹如堕石，瘦如枯藤”，与张旭、怀素作书的神态类似。传存至今的《铁汉楼法帖》刻成于明代后期，书风怪伟跌宕，如疾风劲草，而气脉开张，笔势连贯，可称为张弼传世书法的代表作。

张弼之后，就是陆深了。陆深是最早确立云间书法地域概念的书家，潘之淙在《书法离钩》中称赞道：“陆深文裕小楷精谨，自谓有黄庭遗意。然不能离吴兴也，行草法李北海、赵吴兴，晚节尤妙。”《明史·文苑传》中亦有载：（陆深）工书，仿李邕、赵孟頫。”“

云间地区书法界的后起之秀，对陆深推崇备至，并认为陆深取法赵孟頫，而水平不在赵孟頫之下。唐锦、张电、董其昌、莫是龙等人，都曾表达过这种思想。陆深在当时除了书名远扬外，其身份亦是备受尊崇。明嘉靖十六年（1537）时，受任詹事府詹事，职责主要是训导太子。身份地位的荣宠，使得陆深在云间派地域特征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陆深之后，其弟子张电、吴仁安、浦泽、张得让、莫如忠等人，都在松江书派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除书法家的创作外，松江文士何良俊、董宜阳等文士的鼓吹，也对云间书派的地域概念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何良俊一生著述等身，董宜阳更是董其昌的叔父，两人均有文学作品宣扬云间书法。

董其昌、陈继儒这一辈艺术家的崛起，标志着松江书派达到了鼎盛。松江书法家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方面，均有了很高的建树。关于董其昌和陈继儒两位大书画家的生平，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笔者在此不多加赘述，仅简要介绍一下董其昌提出的对画史影响极大的南北宗论。

董其昌在《画旨》一书中，提出了中国画史上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两大不同的风格体系。他认为北宗自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傒、赵伯驹、赵伯骕至马远、夏圭等辈。南宗则王维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

董其昌将唐至元代的绘画发展，按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而北宗是行家画，崇南贬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贬抑行家画的北宗。在南北宗论中董其昌亦有自相矛盾之处，标准不一，对同属南宗的文人画家的评价亦有褒贬等等，反映了理论上的混乱。与董其昌同时期的陈继儒、莫是龙、沈颢等人亦倡导或赞成南北宗论，他们彼此呼应，对明末及清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书法方面，董其昌受教于莫是龙且有所超越。他主张书法应取精用宏，融会贯通，重视笔墨技巧，讲求书法的秀逸高远和禅意，尤其强调“于率意中得秀色”，这使他的书法无论是用笔还是气韵都独步一时。陈继儒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脱略法度而又布局严整，笔意劲健而又有放逸之态，别具一种骨秀于内而形拙于外的意境。

后世余韵

明清易代后，清代的帝王大都精通汉文化，而书法作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格外关注。据各种史料记载，康熙、乾隆都是学养深厚的皇帝，他们对于书法也极为重视。而且，他们对松江的董其昌都极为推崇，如康熙二次南巡至松江府，在董其昌祠堂祭祀，并题词说：“天资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

由于康熙本人特别偏爱董其昌的书法，因此上行下效，在清早期形成了一种学习董书的风潮。在这种大背景下，松江书法家沈荃、沈宗敬父子便脱颖而出，受到康熙的赏识。沈荃曾应召入内殿，与康熙纵论古今书法，又侍观康熙的书艺，能下笔即指出其弊端，分析其缘由，而康熙也能谦逊以待，成就了一段佳话。

康熙曾赞誉沈荃“汝书朕所最喜，时时玩视”。作为康熙皇帝的书法老师，沈荃名震海内外，几乎可与赵孟頫、董其昌相颉颃。沈荃之子沈宗敬，也是康熙年间一位重要的书法名家。他与其父一样，都是因书法受到康熙恩宠，其书法风格也基本传承董书，不出其父的藩篱。

但是，沈宗敬在传承先人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比如，沈宗敬的传世作品更多地展现了沈宗敬书法秀逸中蕴含的厚重感，这与董其昌倡导的率意是有区别的。因此在清代清早期，沈荃和沈宗敬称得上是承上启下的两位最重要的书法名家。

继沈荃父子之后，松江书派又出现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就是历仕三朝官至刑部尚书的大书法家张照。张照的书法得母舅王鸿绪的亲传，而王鸿绪又得之于沈荃。因此，张照在松江书派的传承谱系中，也可谓正统的传承者，其早年也主要学习董书。但是，乾隆皇帝与其祖父康熙不同，他对书法的重视开始转向赵孟頫，因此张照不得不顺应潮流，开始有所转变。

张照为迎合乾隆皇帝的喜好，在一贯清雅秀逸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雍容丰腴的气质。乾隆评他的书法说：“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个，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作，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当然，董书与赵书的结合并非易事，张照对于两者的变通可谓是勉为其难。

对于张照书法不足的批评，多集中在“乏韵”和“俗笔”两方面。清代学者阮元在《石渠随笔》说：“司寇书自是我朝一大家，然有剑拔弩张之处……余见其书多种，又收得临全本《九成宫》及小楷多种，功力可佩，然竟不能脱俗，殊不可解。”

近代，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张照：“他是学先辈董其昌的字出身的，不比陈元龙的死学董字。他见到那时学董字的人变本加厉、越发浮薄了，所以有意写得放纵些，装出一副剑拔弩张的状态来，一则免得与人雷同，二则也是他的个性如此。”

张照之后，又有张祥河堪称名家。史传张祥河“摹其从祖张照”，却能做到圆润浑厚，自成一家，并善作擘窠大字。今松江九峰横云山上有张祥河于道光年间所书“横云”二字，字径超过一米，是上海迄今为止发现了的最大古代摩崖石刻文字，书体极为厚重，堪称其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民国以后，又有杨葆光、郭友松、张定、杨了公、张琢成、费龙丁、王绍文等堪称名家。但是从在全国的影响力来看，却已与董其昌、陈继儒、沈荃、张照等大家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