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宠行草《昨辱帖》《自书杂诗两种》

王宠行草《昨辱帖》

《昨辱帖》又名《草书山庄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昨辱手教，在山庄失裁答，罪罪，贱体稍佳，尚未全胜，游饮石湖之上未能也。家兄四月廿八日出京，到陕军中纪功，幸北虏引退，五月廿二日已有旨取还，此时想在京矣。前寄上尧峰卷，幸为挥洒。山僧每来致恳，望勿绐其意，千万早赐，感感。门生王宠百拜，尊师大人先生门下。钤“王履吉印”白文印。

王宠行草《自书杂诗两种》

王宠（1494-1533），中国明代书法家。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为邑诸生，贡入太学。王宠博学多才，工篆刻，善山水、花鸟，他的诗文在当时声誉很高，而尤以书名噪一时，书善小楷，行草尤为精妙。为明代中叶著名的书法家。著有《雅宜山人集》，传世书迹有《诗册》、《杂诗卷》、《千字文》、《古诗十九首》、《李白古风诗卷》等。

王宠诗文书画皆精。书法初学蔡羽，后规范晋唐，楷书师虞世南、智永；行书学王献之，融会贯通。小楷尤清，简远空灵。其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并称。何良俊《四友斋书论》评其书：“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人品高旷，改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上。”著有《雅宜山人集》。传世书迹较多，有《诗册》、《杂诗卷》、《千字文》、《古诗十九首》、《李白古风诗卷》等。《千字文》，纸本墨迹，行草书。此千字文，凡104行，每行字数不一，共1015字。纵28厘米，横463.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宝蕴楼书画记》著录。此篇《千字文》结体平稳，俯仰欹侧变化不大，可以窥见其师承王献之、虞世南的轨迹。此帖既有魏晋时期王氏父子风华俊丽、遒逸疏爽之姿，又具初唐时期虞世南的气秀色润、外柔内刚之气。从用笔方面来看，其行草气息平和，干净利落，一丝不苟，笔势凝重、洗练，笔画之间很少有连笔牵丝，字字独立，互不相连。综观此书作，典雅平淡，落落大方，草法严谨。

父贞，字清夫，吴县商贾，“虽尘壒鞅掌，而能收蓄古器物书画以自适。喜亲贤人士夫，与相过从为乐，视他市人独异也。”（《王履吉墓志铭》。）贞以守贵，封中宪大夫、太常侍少卿。母朱氏，继母顾氏，皆赠封恭人。

兄王守，字履约，号涵峰、九华山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官至都御史，抚治郧阳。“王守，字履约，号涵峰，吴县人，为诸生时，与其弟宠俱工艺文笔札之事，而名不如弟。成进士，授南昌府推官，入为吏科给事中，终右副都御史。”（王世贞《吴中往哲像赞》）“王守，举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未久，卒。”（《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

王宠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阳，太学生。阳，字玄静，太学生，娶唐寅之女。

探究王宠书法的“疏淡”，实来自于其独特的人生际遇、品行修养和审美追求。

王宠自正德庚午（1510）至嘉靖辛卯（1531），凡八次应试，均未中。在王宠周边不达的友人中，有的选择了放浪形骸，如祝允明、唐寅与陈淳；有的选择了忍耐，如汤珍；有的选择了隐居，如陆治。王宠选择了隐居，潜心诗书，逍遥林下，二十年读书石湖之上，讲业楞伽山中。正如其《行书札》中云：“家中虽贫落，越溪风景日增日胜，望之如图画，独此一事慰怀耳。”（上海博物馆藏《王宠行书札》）书为心声，自然地，王宠的这种“不激不厉”的心境折射到了在他的笔下——疏淡空灵而又逸笔草草。这种讲究技巧而又自然流露的书法功力与萧散洒脱的雅玩心态，正是他科考屡次应试不第，进而沉湎于书画、寄情于山水的结果。

同时，王宠高洁的品行陶铸了其书法疏淡的品格。王世贞在为王宠写的《像赞》中称其“善为雅言，不及猥鄙”，“且不以所学尚人，故人乐亲附之”。王宠逝后，顾璘在怀念这位故友时说：“清夷廉旷，与物无竞，人拟之黄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乐其温醇。”（顾璘《太学生王宠》）。文徵明与王宠虽为师生关系，且长王宠25岁，但文氏正是看重了王宠高洁的品行，折辈与交，成为频繁郊游、诗文酬唱的挚友。文徵明在为王宠撰写的《墓志》中称颂他“君高朗明洁，砥节而履方，一切时世声利之事，有所不屑。其志之所存，必有出于言语文字之上者。”真可谓知言。

王宠的生存环境和品行修养，合力促成了其审美心理与书法旨趣的养成。明代朱曰藩曾说：“雅宜书蕴藉秀媚，大概类其为人。”（《跋顾孝正所藏雅宜诗卷》），指出了其人品与书品的关系。王宠高蹈出尘的心态养就了他疏淡秀雅的艺术审美心理，正如他的诗歌，随处可见的是对隐逸的企愿和对富贵生活的不屑——他以层台缓步的用笔传达给我们宁静、优雅、孤高以及与俗世的距离感。

而王宠书法的“流宕”，明显是受了当时时代书风特别是祝允明的影响。王宠与祝允明性情相投，交情深厚，虽然艺术主张不尽相同，但互相借鉴在所难免。祝允明在行草书上充分释放个性，用笔和结构大开大合，充分展示了他潇洒、奔放、热烈的个性，一派流宕浩然之气。与祝允明一样，王宠在书法上有着自树立的精神，虽然他有临摹祝书的经历，但并非亦步亦趋，而是著意于个人面目的锻造。在他去世之前，还常常以指画肚，因为“祝京兆（允明）许我书狎主齐盟，即死，何以见此老地下”。（王世贞《跋王雅宜书杂咏卷》）

王宠行草之所以与祝允明比较接近，是因为他不仅临摹祝允明，而且与祝氏一样，也取法李怀琳。王世懋曾洞察李怀琳与祝、王二人书法之关系：“吴人绝重李怀琳书，希哲（祝允明）书十九首古诗及王履吉（宠）晚年草法，皆从此出。祝书尤得其丰神；王草‘欲’字、‘强’字、‘ 穷’字等规仿，不易一笔，他古帖所无也。世人不睹怀琳书，安知二先生书法之自哉？文氏《停云馆帖》虽刻此书，而笔意失真，后得此册，真宋搨本之精者，二先生心印始见矣。（王世懋《题李怀琳书嵇叔夜绝交书》）

因为王宠学习祝允明的书法，且二人皆学李怀琳，因此，王宠早期书风与祝允明作品风格最为接近。顾复在评价王宠晚年行草《白雀寺诗》时说：“如怀素，颖圆锋正。开卷时以其为枝山卷，末款识则雅宜也。得享长年，岂让枝山独擅名当世哉!”尽管后来王宠随着书法审美趣味的变化，追求疏淡秀雅的书风，并想极力摆脱祝允明、李怀琳的影响，但一直到后期，其书法的“流宕”之气亦未能尽除。试将其《七绝二首》和祝允明的书法做一比较即可发现，该作用笔大幅度提按，字间牵丝引带、体势变化多端，隐约保留有祝氏书法“流宕”的典型特征。

王世贞称赞王宠晚年书法“虽结体小疏而天骨烂然，姿态横出，有威风千仞之势”。（《弇州山人稿》）可谓推崇有加。而王宠晚年书法作为流宕与疏淡的矛盾统一体，又何尝不是其愤激与冲淡这一矛盾心境的外化呢？——现实人生与人格理想的分离与矛盾，使其内心虽有愤激，但又高蹈出尘，但在病痛和失败的挫折下，他慢慢变得冲淡，成为一个温和如玉、不激不厉的君子。然而，王宠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和他怀才不遇所流露出来的感慨与无奈，最终还是掩映在他矜持的文字中。他在《山中答汤子重书》中写到：“山林之好，倍於侪辈，徜徉湖上，而忘返……颇耽文辞，登临稍倦，则左图右书，与古人晤语，纵不能解，片言会心，莞然独笑，饥而食，饱而嬉，人生适意耳。须富贵何时，诚日夕私贺，恐后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 　　在愤激与冲淡中，王宠寄情山水，含醺赋诗，静心作字，度过了他平淡而短暂的一生……

王宠生活于弘治至嘉靖年间，这时正是吴门地区书法创作鼎盛时期，他虽是祝允明、文徵明的后辈，却与他们并称为吴中三家。精小楷，尤善行草。其书法初摹虞世南、王献之，后稍出己意，行书和草书一反明代放浪不羁的风格，运笔速度较慢，比较注意点画得失，以沉着的笔触从容书写，形成一种古拙典雅的风格，巧中寓拙，婉绰而疏逸。别具一种沉静的风神，在明代别树一帜。小楷受锺繇、王献之等人的影响，用笔圆转、淳厚，结构上竭力避免笔画的交叠，在古朴中见空灵。他的楷书初学虞世南、智永，行书师法王献之，到了晚年形成了自己风格，以拙取巧，婉丽遒逸，疏秀有致。王宠追求的是一种疏宕雅拙的韵味，以韵写拙，而又“拙中见秀”、“拙中见雅”。王宠博学多才，工篆刻，善山水，他的诗文在当时声誉很高，其中尤以书法最为知著，他诸体皆能，以小楷、行、草最为擅长，取法魏晋，浸淫于钟、王，道正功深，书风趋于端庄古雅，在吴门诸子中，他的书法之趣味尤高，这原因就是他心不降唐宋以下，手熟于法度之内，他的笔下无狂怪之病，点画、结体皆有来处，心境旷达而使字势开阔正大，无琐小习气。他的小楷取法钟繇，冲和于二王而于古雅中见清淡；草、行法《十七帖》、《圣教序》等而形神兼备。在书法史上学王右军杰出者米芾、赵孟頫之外就数他和王铎，而且各有所长；米得王之迅疾，赵得王之端正，王铎得王之雄厚，王宠得王之萧散。就气韵言，王宠为上，惜乎其早逝，未能含和圆融，更进一步。

《三吴楷法跋》称其正书：“始学虞世南、智永、行书法大令王献之，晚节稍出已意，以拙取巧，合而成雅。婉丽遒远，奕奕动人，为时所趣，几夺京兆（祝允明）价。”明代著名书论家王世贞他在《三吴楷法十册》跋中认为王宠所书的《琴操》：“兼正行体，意态古雅，风韵遒逸，所谓大巧若拙，书家之上乘也。”《四友离书论》：“衡山（文徵明）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王献之），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之上。”当时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王宠的书法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字里行间透出的那份空灵、舒朗，这份美感源自恬淡自适的生活中所孕育出的高旷的人品，而绝非才力、技巧所能展现。王宠四十岁即离开人世，许多人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慨叹命运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创作更完善的书法。也许并不算是书史上的大名家，但他疏朗、洁净、无一丝尘俗之气的书法与清纯的心灵，也足以令人永远对他喜爱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