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的这种作诗方式在后世广受批评·······-好字无忧

“肌理”说清楚了，那翁方纲怎样将这种思想体系用于诗作上呢？看来他是将这两件原本并不搭界的行文方式合二为一了，翁在《蛾术集序》中说：“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看来，翁认为考据之学本来就跟作诗密不可分，而后他在《粤东三子诗序》中进一步指出：“士生今日，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翁在此强调，要想把诗作好，就先从考据学下手。他的这个说法也正点明了肌理派作诗的特点。

残破的门楼

当然，翁方纲不止是说出了一大堆的诗学理论，他还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比如他所作的一首《汉石经残字歌》，此诗的前半段为：

熹平初作皇羲篇，石渠故事追孝宣。

通经释义事优大，文武之道非丹铅。

雕虫篆鸟那比数，鸿都未立前三年。

议郎意不在工画，盖以正误代传笺。

兰台漆书敢私易，煌煌日月当中天。

四十六石堂十丈，聚观车辆争骈阗。

杨家递著洛阳记，宋初尚有断石传。

东观论出御史府，论语跋记董广川。

成都会稽各搜箧，洪相八石精摹镌。

因依破缺非貌古，太璞粹气逾于全。

翁在这首诗中，基本上是写出了一篇考证文章。因为翁方纲喜欢搞收藏，所以他将很多器物的考证都写成诗。比如他还作过一首《汉建昭雁足灯款拓本，为述庵先生赋》，此诗的后半段为：

其槃规旋径稍弱，汉权汉尺原相乘。

底曰建昭侧阳朔，故家画一于阳平。

前镌后识岁一纪，八分小篆丝回萦。

欧公恨少西汉字，今乃一器双妙并。

阳朔之题更圆劲，元尚急就篇初增。

半槎所藏字半蚀，几被亥豕纷讹承。

孰如此灯底莹泽，灿若列宿扪生棱。

刘敞裴煜不可作，林华莲勺谁能评。

我时不惮诤樊榭，君藏庶可追庐陵。

这样的写诗手法跟上一篇基本类似。

保安寺街基本拆成了废墟

翁方纲的这种作诗方式在后世广受批评，当然，最早骂翁方纲的就是袁枚了，他在《答李少鹤书》中说：“近今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捃摭琐碎，死气满纸。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口怯而不敢下手。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此则二千年所未有之诗教也。”袁枚虽然没点名，但他说这种写诗方式几乎达到了“丧尽天良”。这句话骂得够狠，而他在《随园诗话》卷五中还说过：“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为剃俗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看来，袁枚最看不上的就是把诗当考据来写。而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卷一中有很长的一段论述：

国朝诸儒，能言而不能行者，莫如大兴翁苏斋学士方纲。学士侈言理学，研究宋五子书，乃至跪求差使，见于《啸亭杂录》。……平生尤喜言诗，……独至其所自作之诗，极与所言相反。其诗实阴以国朝汉学家考证之文为法，尤与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相似，每诗无不入以考证。虽一事一物，亦必穷源溯流，旁搜曲证，以多为贵，渺不知其命意所在。而爬罗梳剔，诘曲聱牙，似诗非诗，似文非文，似注疏非注疏，似类典非类典。……百余年来，……《复初斋诗集》流传益罕，欲供插架而未能，岂非不行于世之明验乎？

已然拆除的旧楼

刘声木在这段话中将翁方纲的诗贬了个一塌糊涂。相比较而言，陈声聪的评价说得较为和缓，陈所作的《兼于阁诗话》附录有《翁方纲肌理之说》一文：“诗道至广，翁氏之言肌理，在诗境上得一玄解。然诗究与文异，杜、韩胸罗万卷，其出之于诗也，仍如化工育物，天然妙丽。若必如翁氏于前人赠答议论之章，得证一二史事为乐，则又非诗之本义，此乾嘉时代考据家之一蔽，翁氏盖亦不免。”陈认为这种诗作乃是清代考据家的通病，而翁方纲只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当然，有批评就会有赞扬。清中后期时人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四中说：“复初斋集中诗，几于言言征实，使阅者如入宝山，心摇目眩。盖必有先生之学，然后有先生之诗。世有空疏白腹之人，于先生之学曾未窥及涯涘，而轻诋先生之诗，是则妄矣！”相比较而言，学者型的诗人，尤其是跟翁方纲有同样收藏爱好的人，大多会夸赞翁的写诗方法，比如缪荃孙就特别表扬翁方纲的写诗方式，他在《重印复初斋文集》序言中称：“（讥之者）不知《石鼓》《韩碑》首开此例，宋、元、明集，尤指不胜屈。正可以见学力之富，吐属之雅，不必随园之纤佻，船山之轻肆，而后谓之性情也。”

废墟中的屹立

其实翁方纲的诗也不都是写考据，他当年的诗稿，今天大多留了下来，其中一部分后来归了翁同龢。翁同龢去世后，此物一直在翁家后人中递藏，最后被翁万戈带到了美国。前几年，翁万戈珍藏的这部翁方纲诗稿被嘉德公司征集到上了拍卖会，我终于将其买到。细翻这些诗稿，其实大多写的都不是跟考据有关的诗作，等我得暇时，将其一一整理出来，以此来与《复初斋文集》核对，看看最初的诗思与成书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而叶倬玮却在书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翁方纲的诗都散佚了，或者他在文学批评史的位置会高一些。”看来，叶先生认为翁方纲的诗论很高，但他的诗作水平却无法与此相提并论。

仅余下的古建筑

翁方纲本就是北京大兴人，他进城内做官后，换过多个地方居住，其中较为固定的一处居所位于北京市保安寺街中间位置，可惜我始终无法落实他的旧居究竟是保安寺街的哪个门牌号。前一段偶然看到报道，保安寺街要进行旧城改造，翁方纲的故居有可能在此之后了无痕迹，于是我决定前往此街一看。虽然不能确认下该街中的哪个院落跟他有关，但至少要拍下一些相应的资料照片，因为我觉得他既然在这一段住了不短的时间，那么他在这保安寺街上也往往返返地走过无数回，我能将这一段的街景拍下来，也就间接地等于寻觅到了他当年的足迹。

门礅已看不清面目

而今的保安寺街已变成一个较大的拆迁工地，当年在清代，这里住过太多的历史文化名人，我对旧居改造一向有着无谓的纠结，我也知道住在这破烂的街区内有太多的不方便，不管是取暖，还是如厕、饮用水，这里的住户很难享受到现代化带给人的舒适，可是将这些有着文化历史的老街区彻底地拆除掉，我会有一种隔断历史的伤心感。究竟怎样才能找到两者之间的折中，我不是建筑学家，我也提不出可行的方案，但我总可以发几句牢骚来吐槽一下吧。

此处还未拆除

精美的门礅

漫步在保安寺街，走到了中段的位置，我看到其中一处大宅已经基本变成了废墟，在废墟之上，此刻还屹立着一个未曾推倒的门楼，站在远处看上去像是立在废墟中的一个小土地庙，让我感到特别的是门板上有三溜儿黑条幅，这种挂法太过生猛，谁家会把条幅弄成这样，像家里有丧事儿似的，我站在近前细看，才隐约看到有“野蛮拆迁”等字样。这才醒悟过来，是原住户为了抗拒拆迁贴在墙上的维权抗议标语，肉食者担心别的拆迁户看见而产生蝴蝶效应，同时也是顾全大局地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维护着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才做出了这种抹黑的手段。当然这只是我小人之心的揣度，但有一点我是真心的不乐意，那就是这些黑道子污染了我拍照的画面，我想这个抹黑过程，门旁的那对石狮子状的门墎肯定目睹了全过程，然而显然它不能做为一个目击者向人们讲述这个完整的故事，更何况它经历了那个浩劫时代，已经被砸得面目全非了。

李万春故居保护的基本完整

我隐隐地感觉到，在我拍照过程中，有位老者一直在跟着我，没有声响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等我拍完了这个仅剩的残破门楼，他第一次张口说话：前面还有个更有名的故居你怎么不去拍摄？他告诉我那个名人叫李万春，我虽对京剧知之甚少，但这个名字还是听说过，知道他是京剧武生中很有名的人物，但表演艺术家不在我的寻访之列，然而面对眼前的巨大废墟，我还是觉得应该把它拍下来，更何况，我并不能确定当年翁方纲居住的院落是哪一处，也说不定这李万春的旧居之前就是翁方纲的居所呢。于是我决定听从老人家的建议，前往那里去拍照。

当年的大门

然而美好的愿望未必人人叫好，在李万春的旧居就遇到点儿小麻烦，里面竟然有两个保安坚决不让我拍照，说是上级有交待。这可是热脸贴了冷屁股，自以为留下了文化遗产照片，而对方完全不领情。我正跟他们辩论，尾随我的老者不知何时冲了进来，马上跟保安吵了起来，老者果真比我有气势百倍，保安软了下来，用传呼机呼叫领导，但接不通，老者马上说：“请示过了，你接不通是您的事。快来，进去拍照吧。”我真觉得他特像我的领导，立即按照他的吩咐理直气壮地入内拍照。

地上的瓷砖

然而院内也是横七竖八地盖了一些小房，很难再辩认出原来的格局。从外观看，此房还算保持完整，门楣上斗大的“福”字，完全不是传统。门楣上同样没有门牌号，仅用铅笔写着“22号”。拍照完毕，我在门口感谢老者的拔刀相助，他说：老北京的这些宝贝快让他们糟蹋光了，你能留些资料下来当然是好事。我向他请教为何走过的几条街统统都看不到门牌号，他竟然告诉我这样一个小秘密：“这些门牌都是被人拆走的，仔细看看上面的痕迹，因为现在有人收藏这个老物件，所以哪儿有拆迁，哪儿就有人来收购，完整的30元一个，然后到潘家园摆摊去卖，价格是60元一个。”我以前还真没注意到潘家园还有这么个生意。

院落房屋中窗上的记号

李万春故居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地面的瓷砖，那是民国年间的旧物，瓷砖的色泽和式样跟当今物大不相同，这些瓷砖不仅贴在屋内，院前的廊道上也同样满铺，这在百十年前绝非一般人所能拥有者。看来李万春在当年也是很有钱的人，只可惜他不喜欢藏书，否则又是一个大藏家。我在院内还看到了门上和窗上画着的红圈和红叉，真有点儿像阿里巴巴藏宝窟里的神秘画符，但我不明白这些符号画在墙上有着怎样的寓意，也许这里雇保安正是防备被别人一夜之间拆成废墟吧。走出来时老人告诉我，李万春的弟弟现在台湾，北京奥运期间曾来过，市政协的领导陪他来看了这个旧居。如此说来，这个旧居很有可能被保留下来，我心里瞬间又升起了一线希望。

回家查资料，始知李万春故居的门牌号为宣武门外呆子巷内北大吉巷路南22号（原41号），但我还是找不出任何依据能够说明翁方纲曾在这个院落中居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