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享誉日本之寻绎-好字无忧

唐祥松，署名西岩。历任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汉阳区书画协会副主席等。湖北诗词协会会员，武汉作家协会会员。有百余篇诗文论文在《中华诗词》《长江日报》《书法报》等报刊登载。有《电脑写诗词》软件(曾在全国第12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上演示并有论文入编)，诗作《过黄埔》获201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诗词征集优秀奖(中华诗词学会举办)，书学论文入编《杨守敬书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和《陈方既与当代书学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参入编辑《中国书坛纪事》等。

□唐祥松

【摘要】杨守敬在日本赢得无上荣光，究其原因是杨守敬处在我国碑学鼎盛的背景下赴日，在中日碑学存在时间差的不同空间里，其书论和所带碑拓迅速在日本传播，使日本书风为之一变的结果。细细追溯，盛誉之端起于岩谷一六之言：“金石艺学，将以先生为传灯之祖师”，后来人们又将杨守敬来日，引发日本书坛变化的那股作用力形容为“晴天霹雳”、“撼动根本的旋风”，继而冠之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再加冕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这些盛誉的形成，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人们认可的过程。本文是对这一过程的寻绎。

杨守敬背负着中国碑学兴盛时期的整个学术背景，并能使之在日本迅速拓展，绝非偶然。因为杨守敬具备有二个条件，一个必要条件：学识，还有一个充分条件就是所携带的一万多件碑拓。

杨守敬书学在日本的传播，是由个人向弟子的传播，弟子有组织地向受业者传播，再到媒体传播，发展为大众传播的过程。由于大众传播的持续性和不同群体的不同阐释，使杨守敬在日本书坛影响不断发展变化，直至今日，一百多年来其声誉不断加冕，有了“之父”、“之祖”的盛誉。

【关键词】杨守敬书法碑学日本书道传播

杨守敬留下最大的遗产是13卷《杨守敬集》，其成就最高的是历史地理学。著名学者罗振玉曾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并誉为清朝“三绝学”[1]。其次为目录学，再次为书法和书论。然而杨守敬却以最末之艺，在日本赢得了无上荣光。究其原因是杨守敬处在我国碑学鼎盛的背景下赴日，在中日碑学存在时间差的不同空间里，其书论和所带碑拓迅速在日本传播，使日本书风为之一变的结果。细细追溯，盛誉之端起于岩谷一六之言：“金石艺学，将以先生为传灯之祖师”[2]，后来人们又将杨守敬来日，引发日本书坛变化的那股作用力称为“杨守敬旋风”[3]，继而冠之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4]、再加冕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5]。这些盛誉的形成，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人们认可的过程。本文是对这一过程的寻绎。

中日在书法方面对杨守敬评价的比较

《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三·文苑三》有一段评论杨守敬书法的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

同在《文苑三》中论及何绍基：嗜金石，精书法。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

论及包世臣：其论书法尤精，行草隶书，皆为世所珍贵。

论及李瑞清：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尝谓作篆必目无二李，神游三代乃佳。

论及张裕钊：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以上窥汉隶，临池之勤，亦未尝一日辍。

以上仅列举同一文章中评论各人书法的文字，剔除了对其它方面成就的叙述，可以说这是当时和延及后来相当一段时间较权威看法。其中透漏出的消息可明晓一二：其一论杨守敬书法的文字简短仅七字，其二只用了“能”字，未用“精”等字眼，“精”仅在摹钟鼎而已。

再看中国书法史一类书籍对杨守敬的论述：

未提杨守敬的有：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丛文俊《书法史鉴》、台湾李萧琨《中国书法之旅》、王振璞《中国古代书法史稿》、刘涛《中国书法》（仅在年表附有杨守敬到日本及卒年）等。

介绍杨守敬的有：沙孟海《中国书法史图录》、黄惇《中国书法史》、叶喆民《中国书法通论》、陈廷祐《中国书法》、张建军《中国书法史通论》等。

再看断代史，即清、民国书法史对杨守敬的评价：

沙孟海著《近三百年的书学》未提及杨守敬。

中国教育委员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编的《近现代书法史》为“大学书法教材”系列之一，其下编叙说近现代十五位书法大家中没有杨守敬。

王冬龄《清代隶书要论》提出的清代隶书九家中没有杨守敬。

刘恒著《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一节对杨守敬作了一般性介绍，但在“清代书法的域外影响”一节却大篇幅地讲述了杨守敬。

如果把杨守敬放在民国考察，他只度过了三年的时间，也没有对这一时期产生影响而形成流派。孙询所著《民国书法篆刻史》没有提及杨守敬，书中列举民国五大书法流派为：吴昌硕（吴派）、康有为（康派）、郑孝胥（郑派）、李瑞清（李派）、于右任（于派），可见杨守敬的影响有限，尚未形成流派。

周典飞的《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比较重视杨守敬，有“碑学宗师——杨守敬”的一个章节。

再看日人写的日本书法史。诸桥沂水编的《日本书道要》，其文字部分仅16个页面就提到杨守敬：“明治十三年，清国金石学者杨守敬的到来，开启了对六朝碑碣研究的端绪，使我国书风为之一变，书道开始兴隆起来。[6]”神田喜一郎《书道全集第25卷·日本书法史》言杨守敬对日本书坛的影响犹如“晴天霹雳”[7]。榊莫山著的《日本书法史》有“杨守敬的旋风”[8]的专篇。石川铁洲《和汉书道史》[9]、日本国史研究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0]中的“日本书道的变迁”中都提到杨守敬。名児耶明《日本书道年表》[11]中有杨守敬来日的条目。日本网《百科事典·日本书道史》条目中有“杨守敬的到来及影响”的专门章节。

我国著述有：陈振濂的《现代日本书法大典》，其中有“杨守敬与时空差：从北碑到前卫派”专篇。中国教育委员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编的《日本书法史》中对杨守敬作了重点介绍。

其它论述：

1953年藤原楚水《书法金石学》有“杨守敬来日与日本书道”的章节，言杨守敬对日本书坛的影响和冲击是“撼动根本的旋风”[12]。

1980年日本书家小木太法在《书谱》总37期载文《略谈日本现代书道》，称杨守敬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13]。

1990年8月，杉村邦彦等在东京筹备了以湖北博物馆藏品为主题的“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杨守敬及其友人书展”并编《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杨守敬及其友人书展图录》[14]。1994年杉村邦彦著文《杨守敬与日下部鸣鹤——近代中日书法交流史之发韧》[15]，进一步明确提出杨守敬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

21世纪初，日人胜井史卿，将日本书家按师徒关系列了一个表，名为《现代书坛系统图》[16]，杨守敬被作为一代宗师列在首位，其次为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

综上所列，写中国书法史时，对杨守敬基本未提及，写断代史时，仅作一般性介绍或不提，但在涉及对外交流时必提到。相反，日本书法史对杨守敬却是不可回避的，必重点介绍，是日本书坛起转折性的人物。正如中国教育委员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编的《日本书法史》中说：“杨守敬在清朝算不上是第一流的权威，但他精于史学、地理、鉴藏、目光敏锐，也称得起是个学者。他在书法上的主要贡献，一是收藏，二是理论。或许他自己也未想到他会以此在日本俨然做起‘圣人’来。”[17]下面我们先就杨守敬去日本时，中日双方的书法背景作一些陈述。

中日碑学兴起的时空差

书法界公认，碑学理论起于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贴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承接于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为总的归结。下面是碑学重要人物和著作时间表：

碑学经过清初近百年酝酿（1644—1735），兴起于乾嘉年间（1736—1820），鼎盛于道光至民初(1821—1927吴昌硕、康有为去世)，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总结清代碑学发展脉络为：“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25]

从上表可见杨守敬生活于碑学鼎盛时期，1867年写成《评碑记》，晚包世臣《历下笔谭》48年，早康有为《广艺舟双楫》22年，正是应时而生，理当受到世人重视，但当时未刊刻行世，且手稿1880年遗失，残本不知为何人所拾，交由日本谈书会校印发行（发行未署年月）。此会成立于1907年6月，杨守敬在1911年9月写《学书迩言》时提到《评碑记》遗失问题，并没有言及出版等信息（他有获取日方信息的通道），直至去世也未言及，可知发行是在他去世（1915）以后的事。后来三省堂1957年初版就更晚了，就以1915年发行算，已经晚了《广艺舟双楫》出版时间24年之多，且是在境外发行。所以杨守敬在我国的碑学影响错过了最佳时机，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从纵向时间关系上看（以时间轴表示）：

图中引用“日本近代书法”与“中国碑学”来对应比较，是因为日本书法界没有碑学时期的说法，然而日本书法界公认杨守敬去日掀起学习碑学的高潮算起，为近代日本书法的开端，尊称杨守敬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所以“日本近代书法”与“中国碑学”是一个相关相应有着同样性质的时期。我在这里沿用日本书法界的习惯说法。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相去我国碑学鼎盛起始时间（1821）已47年，到杨守敬赴日（1880）已隔59年，明治维新到杨守敬赴日前（1868—1880）十多年间，已有碑学萌芽，但未成气候，相当于我国的碑学前期，到杨守敬赴日后碑学开始兴盛，与我国比较，已相去半个多世纪，时间差是显而易见的。

再从横向的空间关系看，当时日本书法氛围与中国书法状况有很大差异。其一社会状况，我国在文字狱的高压统治下，人们沉溺到金石学研究里求取个人自在，意外发现一片新天地——碑学，并兴旺起来。日本是在明治维新开放的状况下大量汲取外来文化。其二为民族性，我国文化有封闭自足特征，碑学是一种向历史深处的探寻，一种回归。日本民族有“拿来”的根性特点。其三是书坛状况，我国正处碑学鼎盛期，日本却一直是承袭奈良以来晋唐风格的单一局面。杨守敬携带大量碑帖的到来恰逢其时，产生了三种结果，首先日本是在明治维新的精神状况下，开放拓展的追求与碑学雄强开张的意境一拍即合。再则民族“拿来”的根性，同潜伏在骨子里对中国文化的膜拜与迷恋，受中国碑学和欧洲抽象画的两面碰撞，逐步走向现代，这是面向世界的一种选择。最后落实到书坛，日本书坛正处于焦渴状态，渴望一种新的取向，杨氏所带碑拓提供了不同于假名、行草书的另一种新颖的模式，犹如甘露迅速滋润了人们的心田，开启了一个新的篆隶世界，在纸帛书之外的碑刻世界。如果说杨守敬赴日是天之降任，杨守敬背负着中国碑学兴盛时期的整个学术背景，并能使之在日本迅速拓展，绝非偶然。因为杨守敬具备有二个条件，一个必要条件：学识；还有一个充分条件就是所携带的一万多件碑拓。

个人学识和文化传播使者

杨守敬19岁举秀才，24岁中举人，虽未入进士，却取得了知识身份，具备了入仕资格。《清史稿》言杨守敬：“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於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无疑，他是一位有成就的学人，汪辟疆言：“守敬既专精沿革地理之学，兼长目录金石戡校书法。”[26]言中一专精一兼长最能代表国人对杨守敬学识的评价。陈传席说“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学术，他的书法只是他学术的修养的体现。”[27]然杨守敬在日本的影响不是他专精的舆地理学识，而是兼长的金石书法的学识。

杨守敬1880年东渡日本，42岁的杨守敬已具备了很好的金石书法学识，从他的著述可见：

30岁《评碑记》写成，评碑288种。次年完成《评帖记》，评帖96种。

34岁谋刻《望堂金石》，将所搜集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翻刻成集。

38岁续刻《望堂金石》，与饶季音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

39岁《楷法溯源》辑成并刊刻，涉碑帖计700多种，魏、晋、南北朝造像、墓志收入极多。

42岁完成《集帖目录》16卷。

首先，从上面所列著述可见，《望堂金石》、《楷法溯源》的编辑过程中，涉猎碑帖的广度及在感性认知上有了量的积累，具有敏锐的鉴赏能力。

再则，《评碑记》和《评帖记》有理性深度。对杨氏《二评》台湾学者刘莹说：“杨守敬以考据学的观点来评碑评帖，使他的结论更具客观化，再加上他具备了高深的书法艺术造诣，使碑帖的考据客观化，这是学术界所罕见的，在艺术界更罕见……杨守敬这种以考据精神融入书艺评论的做法，实属创举。”[28]张繁文先生言《二评》：“是清末书坛上赫赫有名的书评巨著，……评书的独特之处：一，揭示书家、书法作品的传承及书体发展之源流；二，多个角度界定书法作品风格；三，给碑、帖两者以应有定位；四，重新阐释中锋、侧锋等用笔概念；五，继承传统金石考据著录模式和严谨的考据方法，使论书增加学术性。”[29]

第三，他的书法实践已到达了一定的造诣，此时杨氏在书法艺术上属早期。赵平在论及杨氏早期书法时说：“起步从帖学入，由楷隶起，从19岁随朱景云先生习字临帖，到受潘存先生指导，领悟书法真谛，兼习百家，逐渐成名。其笔势使转以侧锋为主，瘦劲险峭，捷速自然。”[30]杨氏这一时期存世作品不多，

从30岁时写成的《二评》手稿看，其小行楷书写已很是精工到位。44岁时在日本书写的“秦蒙将军之像碑”[31]，其篆隶已有很好功底。45岁“聚书多处，当有卿云……”行书轴已初具规模。

这是杨守敬到日本之前所具有的软实力。他到日本之初，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来拜访时，“最初我们三人都不认为他是个如何的大学者，内心还看不起他。但随着交往的增多，他在学问上的远见卓识，的确使人叹服。”[32]这种从看不起到叹服的转变，不能不说是杨氏深厚学识这个软实力所导致的。

当然，最后还得有硬实力的体现，就是他随身所带的13000多册拓本，日下部鸣鹤回忆说：“尤其有幸的是，杨带来了一万好几千件拓本，使我们得到了饱览的机会。这对当时的吾辈而言，实可称为金科玉律的研究资料，是我们平日根本无法见到的。”[33]松田雪柯《日记》记录如下：“同岩谷、日下部二君及岛田氏访清公使馆，见黄遵宪、杨守敬二子，请观杨氏所携汉碑碣。杨子云，所藏不下数万种。侍者舁方四尺许皮函来，示数十种，其夥实有望洋之叹。杨子云，如此皮函有十个，其精金石学可知也。”[34]

有了这两方面的实力，即杨守敬是早有所闻的金石学家的资历，这是必备条件。又手握大量拓本资料，具有了充分条件，加之清朝驻日公使随员的资格，所以杨守敬一到日本就受到很大关注。日人向来崇尚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无疑是他们师范和先辈。杨氏的到来，真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既逢其时又得其人，传道授业再缵碑学于异邦，舍杨守敬更有何人！在长达四年的驻日生活中，他与日本书法家及文人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亲密的友谊，在学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杨守敬在《邻苏老人年谱》辛巳、壬午、癸未、甲申四年的条目里记述了这段历程，所提到的日本往来最密者，有森立之、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冈千仞、木村嘉平等等。

本节谈个人向弟子的传播。杨守敬在日本传播书法分两种形式，一是认知传授，再是资料扩散。杨守敬在书法认知方面的传播，记录在几家的笔谈中：杨守敬笔谈记载及发表时间表

围绕书法内容的笔谈，主要记载在与松田雪柯、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三人的笔谈里，其中最重要的是促使了日人书法观念的变化，由单一的帖学承袭，转向追求汉魏六朝雄强刚健的书风。如：

与松田雪柯笔谈：六朝绝佳者甚多,他日观其全,始知唐人不及也。

诸公之学皆一时之能,若用功六朝汉魏等碑,则可前无古人,此非弟言也,前人未见六朝汉魏,后人见之自然佳也。

再是对碑帖具体推荐：

与鸣鹤笔谈：初学隶,《西狭颂》、《景君》、《范氏》、《封龙山》为佳,若《石门颂》、《杨淮表颂》皆非初学者宜。《鲁峻》、《孔宙》、《乙瑛》、《曹全》之类,汉碑之平正者,然学之恐流入唐隶一派。

最后落实在书法的主体用笔问题上。如：

与岩谷一六笔谈：中锋尤须善自体会之。并非谓锋在笔划之中，而八面出锋始谓之中锋。用笔千古不变，……唯中故能八面出锋，非中则仅能一二面也。如颜书、草书即易见之。

首先笔下行时则锋在上，既转则锋在里，既顿挑钩则锋在中。观古人之墨迹，无不有锋芒毕露者。六朝碑尤为显然。彼作点时“、”，即如欧书“”之三角，若随笔平写则不能成三角形矣。……笔本软而要设法使之变劲挺，这岂是信笔能为之哉。如制绳亦然，麻本软，经过一定的加工始变劲挺。

与日下部鸣鹤笔谈：大抵藏锋者，沉着之谓。……作书不可无法，亦无定死法，多读书自能作文，多见名迹自能书，无徒拾大牙慧斯为得耳。藏锋者，力透纸背之谓也，如有浮滑笔立不住，便不是藏锋。藏锋之说最妙，粗犷者以硬笔为力，非藏锋，嫩稚者以浮滑为美，亦非藏锋。藏锋者，如直道士深沉不露，而其中藏不可测度，不使人一览而尽。

从这几则笔谈中可见，杨氏无意间将我国碑学的背景和观念带到了日本，引导了日人思变不知何变的方向性选择，“给日本书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其影响之烈，曾被形容为‘晴天霹雳’、‘撼动根本的旋风’。”[43]其用笔方面的见解，是杨氏书法实践的直接输出，因是笔谈，传递方式是潜移默化，心手相传，书写者通过执笔到用笔和字法形态的全方位示范的视知觉传授，使接受者至为深刻。岩谷一六言：“得闻妙缔，使三十年之疑团冰释。”日下部鸣鹤发出“顿释一疑”、“尤为服膺”的感叹。

杨守敬带去的碑帖拓本达13000多册，是日本书家最关注的亮点，是引发日本书风一变的重要物质资源，日方书家或借阅或购买。《雪柯日记》多有记载：“日下部君借四帖有《裴镜民碑》这是以殷令名的字为拓本，兼备欧阳询、虞世南的长处。”“同日下部访杨守敬于清公使馆，请观汉魏六朝及唐诸碑。”杨守敬并向岩谷一六建议说：“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见六朝之碑，此亦恨事。此非一二日所能尽。若必欲观者，弟检数十通附上，阅毕再易，以次看下，方能全览。”等等。《日记》中还记述了购买《楷法溯源》、《激素飞清阁藏碑》和李阳冰《听松》拓片之事。鸣鹤《学书经历谈》这样写道：“他带来从周至元的历代碑帖一万二三千件，而以往流入日本的中国碑帖不足其数的百分之一。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就逐一借之研读。在借阅过程中，我记录了每通碑的年代、字体、撰文和书写者以及碑石所在地等内容，然后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编纂了一万余条的碑帖目录，历时五年。至此，我对中国历代书法字体、风格的沿革洞然于心，过去的疑问大体都解决了。”[44]并且鸣鹤对杨守敬提供的云峰山全套拓本的双钩本作了修订，增加了目录，于明治十四年（1882年）四月出版了10册一套的《荧阳郑文公碑》，这是杨守敬来日本后第二年的事情。从该书的序和跋文中可窥见鸣鹤、一六等人对书法学习的态度，对北碑的倾倒。杨守敬的手稿《评碑记》就是在日方传阅中遗失的。笔谈坦诚相待，多肺腑之言，以致三人以弟子礼事之，尊称“金石艺学，将以先生为传灯之祖师”，并发出要将“先生之笃志不致落空，实为千秋美事”的宏愿。杨守敬的到来，对日本书法界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被日本书家谓之“杨守敬旋风”。

正如杉村邦彥先生所言：“在这四年的驻日本期间，与日本朝野名士亲密接触，在学问、书法等领域给予极大的感化。当时日本的近代书道界由杨守敬带来的北碑书法，作为新兴潮流不可遏止。基于这种意义，杨守敬是日本近代书道的恩人。日本的书家，也无不仰其高名，并且从内心尊敬他。”[45]

朋友圈及组织性伸延

日下部鸣鹤有《三人的益友》一文，三人即松田雪柯、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益友指杨守敬。用现代的话说三人是杨氏的忠实粉丝，他们是铁杆朋友圈。且三人都是当时当地有影响的书法名家，松田雪柯开私塾传授书法、汉学，还在山田学校任教授，著有《段氏述笔法》。岩谷一六曾任修史馆一等编修官、内阁大书记官、元老院议员等，应人索求挥毫，墨迹遍天下。日下部鸣鹤曾任少书记官、大书记官，曾在天皇御前挥毫，终生以研究书法为业。笔者查阅日本网上三人的略历，都将师事杨守敬，倾倒于碑学、六朝书和汉隶的研究，作为浓重的一笔。杉村邦彦言：“日本的近代书法，从其本质上讲是由松田雪柯、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等人朝夕与杨守敬过从切磋，并积极消化从杨守敬带来的将近一万三千件碑版的北魏书法而得以复生并拉开其新的历史的帷幕的。”[46]在日本被人称明治三笔的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都与杨守敬有师生之谊，中林梧竹则直接来华拜杨守敬的老师潘存。可见杨守敬在日旋风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杨守敬在日本是很忙的。他收了许多学生，其中还有被公认为明治时期书坛泰斗的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等人。实际上，他是在行驶着文化参赞的职权，不，准确地说，他已经成为当时日本书坛的半个领袖。”[47]

“南浦赠言”的意义。在杨守敬到日本一年后的1981年5月24日，日本书法界在东京清华吟馆搞了一次雅集，为将要离开东京回伊势山田老家的松田雪柯送别。参加送别的有杨守敬和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川田雍江、山中信夫翁、矢士锦山等日本著名书法家，在送别会上每人书诗一首，而大家公推杨守敬“书首”．杨守敬便以“南浦赠言“四个大字题端，落款留注：“辛巳五月与东赢诸友集清华吟馆为雪柯居士饯别，诸君各有赠言．嘱守敬书首。”[48]随后各位友人写上自己的诗作。“南浦赠言”在日本书法史上就象我国的“兰亭集序”一样．作为佳话在日本书法界传诵。它对杨守敬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扩大了朋友圈，再是书首确定了他在日本书坛的公认度。

日本碑学帷幕的拉开是以杨守敬为第一传播源，其后形成朋友圈，这个圈子形成了多个传播源。日本人好联谱系宗，从胜井史卿《现代书坛系统图》可见，这是将日本书家按师徒关系列了一个表，杨守敬被作为一代宗师列在首位，其下为四个层代，第一代为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3人。第二代为近藤雪竹、渡边沙鸥、山本竟山、丹羽海鹤等19人。第三代为石桥犀水、手岛右卿、松本芳翠等57人。第四代就更多了，为数不下百人，仅“日本书道教育学会”会员就达十万余众。[49]现代日本书法的直接源头，明治初期杨守敬的门生日下部鸣鹤成了当然的领袖。他的努力为缔造现代日本书法起了关键作用，而且门生如云，几乎囊括了整个近现代日本书坛的主要骨干。日下部鸣鹤门下有四天王：即渡边沙鸥、近藤雪竹、丹羽海鹤、比田井天来。比田井天来，是当代书坛的直接缔造者，而其后的一代大家如铃木翠轩、手岛右卿、金子鸥亭、上田桑鸠、辻本史邑等，更是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

例如在第一代弟子中，就有团体形成。主要团体有：

“述笔法堂清谈会”，成立于1879年2月，由松田雪柯主持，包括一六、鸣鹤、以及矢士锦山、岩溪裳川等。“清谈会”每周聚会一次，以书法研究为主，并指导诗书画的鉴赏。一年后杨守敬赴日，雪柯、一六、鸣鹤拜杨守敬为师，“清谈会”自然对碑学的推动起到很大的作用。

大正六年（1917）5月13日，鸣鹤在桥俱兵部举办80祝寿宴会时结成“大同书会”，10月发行《书势》会刊，第三卷发表过《杨守敬与松田雪柯笔话》。

第二代弟子形成的团体有：

比田井天来、丹羽海鹤1917年主持“大同书会”的经营。并主持《书势》杂志刊行。

1902年渡边沙鸥等创建“六书协会”

1907年7月渡边沙鸥等结成“日本书道会”

1913年山本竟山等結成“平安同好会”

1937年4月比田井天来及门人成立“大日本书道院”。1939年天来去世，1941年解散，人员为“兴亚书道连盟”吸收。

近藤雪竹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曾任谈书会，文墨协会、健笔会、书道奖励协会、日本书道作振会等多个书法团体的干事和审查员。

第三代弟子形成的团体有：

1907年6月岩谷小波等結成“谈书会”。杨守敬《评碑记》遗失本就是由该会校印（未记出版年月）。

1928年1月田代秋鹤、松本芳翠、佐分移山、鈴木翠轩等8人发起成立“戊辰书道会”，2年后并入新团体“东方书道院”。

1933年上田桑鸠结成“书法艺术社”，在《书之研究》有“新调和体论”发表，是现代诗文书法运动引起者。

1950年1月石桥犀水创建“日本书道教育学会”并任会长，被称为书道教育的第一人。

1952年手岛右卿创建“独立书道会（现独立书人团）”。手岛右卿还任过“南海书道会”会刊《南海书圣》主宰，“大日本书道院”参事、审查员、教授，书道艺术院总务理事，日本书作院副会长，日本书道连盟理事等等。

从杨守敬传日下部鸣鹤，再传比田井天来。比田井天来提出“文字不论，书道为线”的艺术观念，天来和上田在书学院展开“线的问题”的讨论。新的书法现象开始了，先锋派登场了。1957年有了“墨象”的命名，1958年有了“每日先锋书道展”。再下来就各派纷呈：上田桑鸠为前卫书道的先锋；手岛右卿为少数字派代表；金子鸥亭发展为近代诗文派；桑原翠邦为汉字书派。

至此，自杨守敬一脉下来，发展为现代书法，这是杨守敬始料未及的，一个不懂“现代化”为何物的老学究老夫子，终于被推上“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近代日本书道之祖”的宝座。这其中还同日本纪念杨氏的活动不断，杨守敬著作的大量刊行，以及书法团体的会刊和传媒的对杨氏学术研究文章的大量发表相关。

著作刊行和学术研究

杨守敬在日本时，《评碑记》手稿就被广为传阅转抄，以致遗失。逝世前三年《学书迩言》在日本出版。当代日本书法史研究学者宇野雪村在《中国书道史》中提到杨守敬的几部书法金石学著作，有如下论述：“杨守敬的《学书迩言》，以及他的另外两部著作《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作为近年来日本书法爱好者最易觅得的指导性经典书籍，其发挥的作用远胜在中国的影响。”[50]

杨守敬自1915年逝世后，纪念活动不断，研究其生平及学术的论述接踵发表。国内外对杨守敬的研究状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2期士君“八十年来(1915-1995年)杨守敬研究述评”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我国注重的是杨氏地理学、目录学的研究，最早的一篇论文是王重民的《杨惺吾先生著述考》。[51]然而较全面研究杨氏金石及书法成就最早的是日本学者，我国是在80年代才有研究文章出现。“随着中日书法交流的持续兴旺、随着中国的日本研究专家的出现，这种双向的专题与交流方式有了实施的可能性一一日方的关于杨守敬与日下部呜鹤、张裕钊与官岛大八的交流史研究成果再也不是找不到响应者。”[52]笔者就士君的介绍及其它书籍记载，将杨守敬去世后，日本对杨守敬纪念活动及金石书法著作出版和学术研究文章作一个统计表如下（杨守敬笔谈资料已在上面讲述，不再赘列。其它涉及地理学、目录学的内容不计）：

从上表可看出，杨守敬在日本盛誉绝非虚传。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寿”，杨守敬逝世后，日本的纪念活动频仍，著作一版再版，研究文章不断，正说明杨守敬是一位身没而道存的人物。1880年岩谷一六提出：“将以先生为传灯之祖师”，到1980年小木太法明确称呼杨守敬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历经百年，始得公认。一百多年来是杨守敬的书法和书学理论，在日本书坛扩展传衍，流转风靡的过程，研究杨守敬书学的学者就多达6000多人，日本书法史学家榊莫山将杨守敬对日本书坛的影响比作“杨守敬旋风”。陈振濂说“北碑书法应作为书法内部因素的直接影响，而抽象绘画（其实整个西方文化）对日本书法作为一个强大的参照系（背景）来影响的。而这种影响作为日本书法现代化、民族化的原因，是更为深刻的。”[53]“借助于杨守敬的传去清代北碑风以及日本书家对之作出的独特注释，书法的日本性格具备了一种较明显的轮廓。”[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