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书风形成之因

伊秉绶像

伊秉绶（一七五四—一八一五年），字组似，号墨卿，晚年号默庵，福建汀洲宁化人。是乾嘉时期重要的碑派书法家，更是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隶书大师，他的艺术涉猎面广，除精书法外，善作画、治印、写诗，于访碑、鉴赏、收藏及碑拓刻帖，钻研文字学，研修宋理学，在传统文化领域有着全面的修养和造诣。又是有清一代名臣，知惠州、扬州两府，并有政声。《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典籍有记载其生平事迹。伊秉绶一生富于传奇色彩，但人们赞誉最多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本朝书家有四，皆集古大成以为楷，集分之成者，伊汀洲也；集隶书之成者，邓顽伯也；集帖学之成者，刘石庵也。集碑学之成者，张廉卿也。”并认为他和邓石如“启碑法之门”，是清代碑派书法的开山鼻祖，素有“南伊北邓”之称。字因人贵，人因字奇，因此深究伊秉绶书法的形成之因，对研究伊氏书法的演变，学习伊氏书法法乳，探究其美学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

伊秉绶 梅花茆屋隶书七言联 171×32cm×2《默庵集锦》台北市惠风堂

1. 乾嘉碑学

风气使然，清政府入关以来，为稳固江山，一方面采取汉化政策，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对汉族有歧视和镇压态度，大兴文字狱。当时许多文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走上了考据稽古之路。清代之书，一方面沿着明朝帖学一脉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金石考据学的兴起，寻碑访古之风渐热，改变了人们只一味学二王、赵孟頫、董其昌秀美工稳一路之书，形成了帖学衰微而碑学兴盛的局面。于是清代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傅山创造性的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的理论。对丑书的倡导，对清代书法无疑是晴天霹雳，开启了清代书法新的审美之风。而郑谷口更是从实践上开启了碑学之行。在他们两人的影响下，“扬州八怪”的金农、高凤翰等，“西泠四家”的丁敬、蒋仁、黄易等，以及一大批金石学家，如钱大昕、段玉裁、桂馥、阮元等，以汉碑融入行书，探索碑帖结合之路。此后邓石如的出现，使书坛走向全面的崇碑之风。加上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问世，扬碑抑帖之论得以确立。随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进一步高歌学碑之妙，对倡导碑学理论立下汗马功劳。整个有清一代不断出土许多金石器物，也为崇碑者提供了广泛的学习机会。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碑学倡导者阮元，家在扬州，其朋友、学生、幕僚在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崇碑的文化圈，向外辐射。而伊秉绶与阮元是同榜进士，任扬州太守时，阮元正好丁忧在家，两人情趣相投，交谊甚深。阮元当时的崇碑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伊秉绶。可以说在乾嘉金石学风的熏染下，为伊秉绶逐渐摆脱糜弱的帖学书风，树立以碑为基的隶书创造了历史条件。

伊秉绶《行书张咏寄传逸人诗轴》洒金笺行书 129×40.8cm 天津博物馆藏

伊秉绶《行书蔷薇花诗轴》纸本行书 109.9×49.9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2. 崇儒尚德 熏沐书风

伊秉绶出生在官至九卿的官宦之家，其父伊朝栋官至刑部主事、御史，升光禄寺卿。奉崇朱程理学，好读性理之书。对伊秉绶的行为思想影响极大。由于出生于家境优裕的书香门第，少年时已熟读许多儒家经典，青年赴北方应考，中举留京，得到刘墉的耳提面命，又与翁方纲、孙星衍等名流过从甚密，长期切磋，儒家学说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伊秉绶，对其从艺学书也有深刻影响。儒家学说中“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充实之谓美”，“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等思想从灵魂深处深深的改变着伊秉绶的学术理念，从而为其隶书的演变，在人格定位、审美取向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仁义礼智、三纲五常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成为伊秉绶为官处世、修身养性的根本。“恭、宽、信、敏、惠”是他的道德准则。这种人生观培养了他正直无私、慈悲济世、忠厚稳重、严谨谦逊之风。

伊秉绶《隶书“政成心逸”五言联》146×34.7cm×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他考中进士升至刑部郎中，任职数十年间，秉公执法，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体现了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他体恤民情，出任惠州、扬州期间，兴利除弊，百业振兴，显示了他以民为本的慈善品格；他还致力于发扬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创办“丰湖书院”，聘请名师讲学，实践了孔子重教安邦的思想；在洪灾横肆时，他深入灾区，及时救灾赈民，深得百姓爱戴，体现了他“保民而王”的高风亮节。他虽政声日隆，但他生活俭朴，不问声色，吻合了儒家“为政为德”、“正谊不谋利，修辞立其诚”的人生准则。嘉庆年间，他带兵摷匪，为民除害。但他被迫害，数千百姓为其鸣冤，后得以平反，这种舍生取义、一往无前的勇猛精神，体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血性本色。他政治鼎盛之时，突遇母丧，毅然弃官回家，守孝八年，足见其忠孝厚道……他常说：“人生也，直即天地之性，无少回邪，行则正。”所有的这些都体现了伊秉绶贤能慈善之风，“德至矣哉，大矣”“巍巍乎”的崇高品德，铸就了他的艺术注定有正大气象，正所谓是人品孕育书品，书品体现人品，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印证。伊秉绶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故其书法在人格魅力、思想境界上较一般书家更胜一筹，这也是伊秉绶书法能千古流传的另一原因。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熏染，为伊秉绶书法的发展提供了道德思想上的保证。

伊秉绶《行书张烈妇诗并序》卷 84×46.6cm 福建博物馆藏

伊秉绶 政声经义隶书五言联 131×25cm×2《伊秉绶隶书墨迹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

3. 广涉博取 转益多师

清代科举制度要求每个读书人都有一手工整规范的楷书，人称考试专用的“馆阁体”， “馆阁体”多源于唐楷，因唐楷法度过于严谨，稍有不慎，便会被其牢牢套住，形成乌黑光亮、字如算子、千人一面、机械古板的僵局，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伊秉绶早年学书也临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写的形神兼备，但他深知“书不入晋，便成俗格”之理，便深入钟繇、二王，尤其于右军的《乐毅论》用功最勤。从伊秉绶传世楷书来看，学颜真卿是其根本，作品最多，也有二王一路的小楷，清雅空灵、空明高远，为其学颜去粗存精，去俗存雅创造了条件。故伊氏颜楷与众不同，笔画纤细而不虚弱，筋骨不露而含蓄内敛，尤其是加入了篆隶笔意，偶用古异体字，显得特别清丽典雅，古意盎然。 伊秉绶的行草书取法于二王、颜真卿、李东阳，并得到刘墉的悉心指导，于帖学领悟很深。当然，对伊秉绶影响最深的还是颜真卿，尤其是《裴将军诗》圆浑雍容，四周茂密，方圆结合，正草相杂给伊秉绶很大启示，他经过广泛的学习研究，逐渐创出了自己特色的行书：线条中锋圆浑，瘦劲遒媚，结体平实稳重，字字独立，却气息贯穿。熔篆隶于行草书中，盘屈回环，逸趣横生。

行书“节临唐宋人书”四条屏 120×52.6cm×4 1806年作 上海博物馆藏

伊秉绶也习篆，他临摹《峄山碑》、《少室石阙铭》等，他不是想成为篆书大家，而是通过习篆来了解文字的生成原理，或是以篆书的中锋用笔与工稳均称的结体来为写隶书服务。亦通过习篆来追求字的古意与金石气。同时，伊秉绶又大胆借鉴秦汉碑额瓦当砖文这些常被人遗忘的文字，熔入作品中，增加其意趣与装饰效果，如《光孝寺虞仲翔祠碑》中借古之变异字就多达几十个，使作品气息更加醇古悠远。 伊秉绶的书法中，隶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究其原因，也是广涉博取，融会贯通之果。他四十岁前学《乙瑛》《礼器》等，用笔稍肥，略施波挑，结构扁方匀称，但又不似《曹全》那般一波三折，如其所书“东华钟庆高清镜，南国承国寿紫觞”。虽风格不甚明显，但用笔朴实，结构平和的特点也初见其学书思想之端倪。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为蜕变期，在长期的研习中，逐步形成了方正雄伟、圆浑饱满之书风，其时，参考的是《衡方》《张迁》《裴岑》诸碑，却又不完全是它们。其在嘉庆八年，所书“政声韩史部，经义董江都”一联气魄宏大，用笔粗壮，结构方整，已形成了强烈的风格。五十岁以后至其终老为伊秉绶书法的高峰期，此时之作将先前之书进一步提纯梳理，注重大疏大密的对比变化，更强调变化后的和谐自然，将清代隶书推向了高潮。

伊秉绶 节临《衡方碑》 137×51cm《玉莲斋藏画》荣宝斋出版社2006年

伊秉绶 临古轴 125.7×35.3cm 重庆市博物馆藏

当然，伊秉绶所涉猎的远不止正草隶篆行这五种字体，其绘画、篆刻、诗文也同样为世所重。其画之山水，简淡悠远，有董香光、王麓台诸家遗风，而气韵天成，自有其妙；其画之梅兰竹菊，笔画简炼，不落俗格，为藏者喜爱。伊秉绶早年为桂馥《汉印分韵补遗》题篆，可见精于篆法，与黄易等篆名家交谊很深，也常治印自娱。其印或拟秦汉古印或取元人朱文，皆有可观。伊秉绶更是一位优秀诗人，其《留春草堂诗钞》上下两卷近千首诗作，格律谨严，意境深远，或感叹人世，或纵情山水，或体恤民生，或论艺论交，洋洋洒洒，足见其文采风流。由此可见伊秉绶虽然是以书法名世，书法中又以隶书名世，然其于诗文、画、印同样精彩，是一位艺术全才。正是因为其广涉博取，才为其艺术提供了全面的营养，更是由于他善于融会贯通，才能使其平生所学一一融汇于笔端。可以说伊秉绶的博学多才，转益多师，为其书法成就铺就了宽广的道路，是伊秉绶书法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伊秉绶《山水画册》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翰林书院孙玉平提供高清扫描图版

伊秉绶撰《留春草堂诗钞 》 18.5×14.5cm 清嘉庆十九年秋水园刻本 中国嘉德2004春拍

4. 卓尔不群 自成一格

《清史列传》称“秉绶工分隶，与同时桂馥齐名”，其实，桂馥与伊秉绶有许多共通之处，如用笔平直，结构饱满，气魄宏大，但桂馥没有伊秉绶的勇气与魄力，将隶书革新到底，走向极致，形成独特的语言，这也是伊秉绶在众多隶书高手中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墨林今话》称其“以篆隶名当代，劲秀古媚，独创一家”。伊秉绶隶书个性鲜明，迥异前人。如一洗万古之长空，开创了隶书审美的新典型，从而使他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在用笔上，他的隶书在长横与捺画的处理上省去常见的蚕头雁尾，其简约处更接近于篆书，粗看平直单一，实则化繁为简，扫尽铅华，独返本真，给人一种端庄正直，和谐统一之感。在他的隶书用笔中还可以看到颜体楷书的某些特征，这是他有意将楷法融入隶书笔意。这样汉隶的淳朴平实，唐楷的雍容大度，在他的作品中兼而有之。他的用笔不似某些书家，自我作古，将笔画写得抖动枯涩，而是以一种劲健爽朗的状态出现，故其线条写得光洁流畅，但这种光洁流畅，非但不轻滑虚弱，反面显得更富有朝气和新意。

伊秉绶《隶书“花屿读书堂”五字横幅》32cm×130.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结构上，伊秉绶不同于常见的《曹全》、《史晨》等碑将主笔长画突出次笔靠拢紧缩的特点，而是将笔画往四周拓展，所以将字撑得很饱满，远望有一种充实宽绰之美。因其善借鉴古器铭文等篆字，常将篆字的某些装饰意味偶尔用之，令人耳目一新。在任何一幅隶书作品中，都可找到几个极富情趣的字，已打破平衡刻板的僵局，这种装饰性在当时是非常新潮而富有创意的，一下子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其善治印，亦将印之大疏大密章法用于隶书中，如：其书作“宋拓仅存”四大字，将“存”字左下角空出落款，极为大胆，而整篇又浑然一体，甚是新奇。古人常说“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在伊秉绶隶书中常可见到，正是为种强烈的对比，使得其隶书富于变化，新意迭出，叹为观止。

伊秉绶 翰墨烟云隶书五言联 139.5×26.4cm×2《明清楹联》上海书画出版社

在意境上，伊秉绶隶书气势恢宏，格局博大，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浩浩荡荡，横无涯际，一扫常见隶书中那种斤斤计较点画得失的小家作风。追求整体上博大雄浑。其笔画粗处，如中流砥柱，直插霄汉，其笔画细处，如垂柳拂面，清新可人，其笔画紧凑处，如高墙列阵，密布森严，其笔画宽松处，如平沙落雁、辽远空阔……正是这种伊秉绶创造性的书法，将我们带到一个美妙的诗意世界。伊秉绶隶书初看横平竖直、光洁方整，有些象今天的美术字，细细品味，则是在不变中求变，在同中求不同，有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美。初观不易发现其妙，但往往会被其气魄所震撼，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梁章钜《退庵随笔》评：“直至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遥接汉隶真传，墨卿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他隶书所表现出的那种壮美，实际上要比他同时代的邓石如高出许多。

伊秉绶《隶书题王冕梅花记》刊于《西泠印社法帖丛编.伊秉绶隶书字帖》

纵观伊秉绶留存下的众多墨迹，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伊秉绶对自己书法艺术终身追求的目标：“方正、奇肆、姿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有，出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忘拙”，也正是伊秉绶终身锐意创新，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与同时代的书家拉开了距离，也正是这种独创精神，成就了伊秉绶书法艺术，成为推动其风格形成的直接原因。

伊氏隶书可用一幅对联来形容：养浩然正气，极风云壮观。唯其雄浑大气，纵横开阔，对后世影响极大。民国时期，长乐籍书家黄葆戊终身奉伊氏隶书为圭宝，并以涩笔书之，沉静隶穆。《书法》杂志创始人之一的香港书家黄简先生、广东籍书家简经纶亦专攻伊氏隶书，用笔劲健，骨气洞达。浙江当代书坛老将沈定庵取伊氏隶书平中见奇之结构，笔划略施波折，亦浑厚华滋。后人敢直接效法其隶书，应有两种原因：第一，其书风已相当成熟，自成一格；第二，学其书有变通的可能性。伊氏隶书已具备了此两种因素。所以，效法者众，可以说伊氏隶书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宝藏，只要有心之人，取精用宏，融会贯通，亦可变化出更多、更精妙的新风格出来。

伊秉绶 隶书“万卷十年”七言联 199×34.5cm×2 安徽省博物馆藏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伊氏隶书名声显大，而其行书为隶书名所掩，甚是可惜。伊氏行书得颜真卿、李东阳之筋骨，虽笔划略细而不纤弱，笔笔中锋，珠圆玉润，温婉可人。其线条如牛皮筋般具有压不扁、拧不断之柔韧性，亦如拉弓之弦线，极具弹性。加上其行书融入篆隶笔意，亦古意盎然，伊氏行书结体略修长，如清癯之道人，端正高拔。总体而言，其行书以柔制刚，平中出奇，萧散简约，清远高古，极具禅意，与八大山人、弘一法师等大师之作，有暗合之妙，当极力推崇而彰显后世也。

伊秉绶 行书临永兴帖 136×36cm 纸本 1803年 《媚秋堂藏名人书画》商务印书馆1936年

,伊氏行书得颜真卿、李东阳之筋骨，虽笔划略细而不纤弱，笔笔中锋，珠圆玉润，温婉可人。其线条如牛皮筋般具有压不扁、拧不断之柔韧性，亦如拉弓之弦线，极具弹性。加上其行书融入篆隶笔意，亦古意盎然，伊氏行书结体略修长，如清癯之道人，端正高拔。,隶变之大成者，近代。除何绍基外，无人能敌。,感觉清代隶书第一，高古,转发了,谢谢分享,转发了,转发了,转发了,转发了,转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