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草书大量传世的另因：书法应酬太多了

在中国传社会中，书法除了有“适情自欲”的功能外，它也经常被用于各种社交应酬。在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傅山的书法作品中就存在许多的应酬之作。他的连绵大草，尺幅巨大，用笔狂肆，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往往能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傅山的草书作品大量传世，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它们的社会背景和功能的话，必然将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傅山的许多草书立轴是应酬之作。

在明清时期，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艺术市场也蓬勃发展。书画作品从文人的书斋走走向了市井社会。除去书家们的信札，手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很可能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傅山生活的那个年代，用书法作为应酬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用书法维系友情，人情的往还，物品的交换，商业的买卖，书法作品不单单是自娱自乐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书家的稍有些名气，求字的人就会络绎不绝，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应酬作品，这就要求书写的速度，相对于在书斋中静思的严肃创作，应酬的书法作品的质量就会可想而知。比傅山稍早些的董其昌对于应酬书作就曾这样说道：

“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答,皆率易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故能成名。”

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正是傅山穷困潦倒，经济陷入窘境之时。傅山在明朝时期已经是享有声誉的学者，山西文坛的大佬，著名的书画家，在家中悬挂傅山的书法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傅山的一方面经济不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令一方面他的书画作品存在着庞大的社会市场。因此，他不得不靠鬻书赠字来换取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物品和帮助。在傅山看来，向他求字的人，关心的是他的名声而不是作品的品质。

那些山西的商人，或者是一些尚能买得起傅山的字但是文化修养又不那么高的地方乡绅，应付这样缺乏文化教养和品味的客户对于傅山来说不啻于是一种烦恼。这些客户来买傅山的字，往往还要求傅山当面书写，以保证自己买到的作品不是出自代笔之手。傅山就说自己常被“俗物面逼”，当场挥毫。还说：“因无贷之难，遂令老夫役人之役。凡人来，不忠厚者多”。可见傅山内心对于应酬之作是多么的抗拒，但是为“稻粮谋”，拿人钱财，不得不写。这就对傅山来说产生一种应付的心理：反正这些“俗物”缺乏基本的鉴赏知识来判别真伪，那就在挥毫时不必太经意。这也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傅山有相当部分的作品十分粗糙。清代学者何焯就这样评价傅山的书法：“求古而适得风沙气。”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傅山早期的书法精品，虽不及晚年一些精品那样成熟老道，但显得精致。这说明，长期频繁的书写应酬书法，直接地影响了一个书家的艺术水准。

傅山也当然清楚这些应酬作品的质量如何。他把自己的一些应酬作品明明白白地称为“死字”――“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一犯酬措请祝,编派催勒,机气远矣。无机无气,死字、死画、死诗文也。徒苦人耳。”这些“死字”也伴随着傅山的名声流传后世。在傅山那里，“俗物面逼”时的挥毫以草书最为适用，因为草书的书写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在书写过程也是一种极有观赏性的表演，而狂放的草书又能够掩饰书法本身的草率，这些“死字”便这样造就了出来。草书应该在诸多的书法类型中是最能够表现内在自我的艺术形式理念，然而草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酬功能便于前者的理念发生了冲突。

在应酬中间，可以用草书有意识的制作草率的作品，书写的时间又快，又不容易让人察觉当中的弊病。晚年的傅山就处于这种情形之下――要我的字可以，但不一定是精品。就连傅山也自己嘲弄道：“西村住一无用老人,人络绎来不了,不是要药方,即是要写字者。老人不知治杀多少人,污坏多少绫绢扇子,此辈可谓不爱命、不惜财,亦愚矣。”可见傅山自己已经坦白地承认他的许多草书作品是粗陋的。而这些粗糙作品又都是巨大的条幅，这也适合傅山应酬创作的原则。

虽然从上述中可以看到草书成了傅山常来打发那些他认为是“俗物”的求书者，但这并不等于他不珍视草书。应该说，书法中的应酬现象以及草书在明末清初应酬书法中的角色，并不意味着中国文人对草书的讴歌只是些美丽而空泛的修辞。许多人艺术中的自我表现，并高悬为理想，一旦环境允许，他们便会努力地去追求。傅山也不例外，正是出于热爱和天分，傅山才创作了那么多的草书作品。在应酬时，艺术家也完全有可能自地表现自己，与同道或者友人作精神上的沟通，不一定因为应酬功能而削弱书法的表现力，因此我们还要辩证的看待应酬书法中的问题。

傅山的大量草书应酬书法的产生是那个时代使然，也是他个人书法艺术成就取得成功的表现。如果在书法上没有建树，相信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求他的字。辩证的看待傅山传世草书作品的质量，有助于我们能好的了解傅山书法的内涵价值。
参考文献;白谦慎《傅山的世界》
《傅山全书》
《中国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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