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发神谶碑》对徐三庚篆书的影响-好字无忧

徐三庚篆书创作的审美意蕰

有研究者指出：

徐三庚的篆书有两种风格，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是拟《天发神谶碑》，有点类似吴昌硕临《石鼓文》而形成的风格。只要见于对联形式，这类作品属雄强一路。另一种是自家风格，从邓石如、吴让之出，融汇《天发神谶碑》《华山碑额》《韩仁铭额》等体势，形成独特的风格，主要以cha册页形式出现，整体属于秀美一路。

不难看出，无论是雄强一路还是秀美一路，《天发神谶碑》都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徐三庚精研《天发神谶碑》，于光绪丁亥年（1887）节临此碑，为其日本学生秋山白岩（字俭为）写下一百一十字的四条屏，其幅高约128CM，幅宽约30CM，卷末提款曰：“节吴天玺纪功碑百十字。丁亥六月二十五日，客春申浦摹拟。俭为学弟清鉴，上虞翯嘫散人徐三庚裦海甫汗记之。”由此观之，《天发神谶碑》对于其篆书风格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亦能从其篆书作品中寻觅踪迹。

首先，从笔法上看。《天发神谶碑》最主要的特点是以隶书笔法为之。徐三庚在运笔过程中讲究顿挫起伏的意趣和篆隶相参的情致，其对于《天发神谶碑》中的“折刀头法”有所借鉴。在起笔时注重方劲，在行笔时强调提按，书写出来的线条极具节奏感。比如，在写横画时，先逆入藏锋起笔，然后翻转笔锋向右行，再中锋行笔至末端，最后转锋向左回锋收笔。写竖画时，笔尖向上逆入，徐徐上引至顶点，然后扭转笔锋下行，继而垂直下行，缓缓提起笔尖，出锋收笔。因此，这类起笔往往呈现出钉头状，犹如刀斩斧截。饶有趣味的是，其竖画收笔多用悬针扣，这种笔法也是从《天发神谶碑》中脱胎而来。比如，其于丙戌年（1865）年作篆书四言对联“常逗快乐，咸大欢喜”，用笔非常果断，起笔和出锋分别呈“折刀头”“倒薤”之特征，芒角外露，看似平正，实乃气象万千。

常逗快乐，咸大欢喜

其次，从结体上看。其特征是中宫收紧，以长取势，密其上而疏其下，内擒外纵，以左右垂曳的斜画使笔势得以舒展，饶有韵致。以横幅“海上望云图”为例，字与字之间注重穿插避让，讲究疏密布白，开合有敛，无一直画，环绕盘曲，最后一笔小环过后平缓向右下送出。“上”字竖画稍细，居中，短横斜下，竖画起笔保持平行，最后一横起笔较重，收笔略轻。“望”字结体上紧下松，使得重心上移，下方一撇轻驻直下，入纸后即作左下行，至尽处轻提轻回收束。“云”字紧结处在中宫偏上，左右弯弧统驭全字。“图”字内部紧结，外部宽博，中间反复的横画将空间分割的非常匀净，形成了明快的节奏。再如篆书七言联“七十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合欢花”来看，整幅作品结体瘦长疏朗，沉稳流畅，体势劲健，独步当时。

七十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合欢花

最后，从使转上看。宋人黄伯思评《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清人刘熙载《艺概.书概》又言：“吴《天发神谶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笔者认为，书体不同，笔法亦有别。篆隶最大的区别即在于圆笔和方笔的使用，而关捩之所在就是使转。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使”和“转”不仅指用笔，还指不同笔法呈现出的别致情趣。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到“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婉而通”就是婉转圆通，即中锋圆线，这是篆书的主要特征。秦之李斯与唐之李阳冰的玉箸篆即是如此。这种特征直到清代碑学大兴之后才被一些创新家改革，并成一时之风气。邓石如是开此端绪者，他以隶意作篆，把“斯冰之风”纤细、婉约、圆润的线条进行改良，将转折处的圆角变为略带方折的锐角。徐三庚承其衣钵，把隶书的提按转折融入篆书的书写当中，使其篆书的转折处方圆并用，或方笔直折，或圆笔涩转，使其笔画达到一种外方内圆的效果。比如，篆书《出师表册》中“疲”“敝”二字的右半部分使转弧度并不大，笔势既不内敛，也不开拓，方圆兼用，变圆为折，体现出呼应匀称之美。再如篆书扇面，每个字中曲线部分都处理得非常含蓄，使得转折处既有方折，又有圆转，方中见圆，笔圆势曲，平正中凸显生动，力度里蕴含温润，形成了浑厚与飘逸相间，迟涩与流畅相融的独特风格。

综上所分析，徐三庚将《天发神谶碑》的艺术特征巧妙地运用于自己的篆书中，使之在用笔、结体、使转方面变化丰富，姿态各异，由此形成个性独特的风貌，体现出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极高的天赋。